在加拿大
《新苏黎世报》撰文指出,2019年全球各地大约有550所孔子学院,但此后这一文化机构的数量却在北美和欧洲大陆一路下滑。孔子学院以强硬姿态宣扬中国政府的立场,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合作伙伴的不满。这篇题为《孔子学院 – 北京长臂管辖的工具》的文章写道:
“习近平掌控中国党政军大权后,孔子学院的种种作为开始令这家机构名声扫地。现如今,很多人都认为,孔子学院只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2014年,中国汉办主任许琳在欧洲汉学会年会上制造的丑闻曾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她高调撕毁了大会宣传手册上的涉台内容。
同台湾独立问题一样,香港、西藏以及新疆维吾尔人的境遇,都是孔子学院的禁忌话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类问题绝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对于一位只想学会用汉语说你好再见的人来说,绕过这些话题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事实证明,即使坚持这种实用主义立场也变得越来越难了。
许琳在葡萄牙的干预行为,最终令斯德哥尔摩大学叫停了同孔子学院的合作。作为昆明的姐妹城市,苏黎世对于开设孔子学院本来有极大的兴趣,但从2008年就已开始的相关谈判现在也已宣告中断。苏黎世大学汉学教授贝尔( Wolfgang Behr)认为,近期内恢复磋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报道指出,由于孔子学院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院校开始同孔子学院分道扬镳。截至2021年底,美国的70所孔子学院中,仍在运营的只剩下31家。
去年秋季,德国两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叫停一场书评活动的做法,曾引发诸多批评。
“(通过和西方院校合作)而营造的学术光环和客观形象,本来对北京至关重要。但这种合作本事就是一个架构性的错误,日后的冲突自然也无法避免。中方派遣的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受中国教育部管辖,也必须听从其指挥,西方合作院校对此根本无法施加影响,而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对学术自由这一崇高理念的破坏。
只要从组织结构上存在从外部对院校事务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这一矛盾就将无法化解。这也是孔子学院同法语联盟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等文化机构的区别所在。上述文化机构的任务之一当然也是为各自国家开展公关和树立形象,但它们不会同其他大学进行挂靠,而是独立开展活动,当然这并不排除偶尔同其他院校的接触。孔子学院也应当采用这一方式。而对于西方的大学来说,离开孔子学院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严苛的防疫政策,令上千家中国企业缺席本年度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这也使得往年熙熙攘攘的汉诺威展会变得冷冷清清。尽管组织者强调,中国企业的缺席只是暂时现象,但经济届人士对此却并不乐观。《商报》发表评论称:
“对于中国人将长期缺席的担忧,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耸人听闻,但却并非毫无道理。毕竟美国已在着手减少对中国供货商的依赖。这不仅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也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
过去几年接二连三的供应链中断,以及前不久上海的封控行动都显示出:高度的依赖也暗藏着高度的风险。姑且不论类似当前俄乌战争这样的军事冲突,即便供应链的一边只是出现一些小的风吹草动,也足以令另一边的工厂被迫停产。
有鉴于此,即使各方并不期望中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但如果欧洲经济届不能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准备,就显得过于轻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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