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项飚喜欢谈论细节，因为细节中才有真实的“commonworries(共同的焦虑)”。他的一生都致力于研究那些具体而微的问题，并愿意为此承担挫折和风险。过去三年，我们要为摇晃的生活重新建立秩序。对普通人来说，一个核心的焦虑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或许由人类学家来回答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准备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人类学家项飚的伴随式观察，一篇是对话。以下是第一篇，作者王竞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在德国工作和生活。今年6月，她跟随项飚去德国城市哈勒（Halle）上班。见识到在一个喧闹的世界，一个人类学家是如何工作的。
撰文丨王竞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我和项飙坐在马普所的院子里，计算了一下，他在这里将干多久。项飙是2021年9月1日到哈勒（Halle）来上任的，在这座前东德城市，大名鼎鼎的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简称马普）于1999年建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前任所长从建所干到退休，项飙出任第二届所长。他不会德语，还搞不清男性在德国的具体退休年龄，大概是66岁吧？他问。我说，1964年后出生的人要工作到67岁，你是1972年生人，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你要奋斗17年。
项飙觉得时间很紧。
24小时前，我刚刚认识了这位目前在中国频频出镜的明星学者。五月中旬，他给我发了一个十分“人类学”的建议，说，既然我想了解他，可以在约定的周一上午11点去他柏林的家，跟他和妻子女儿见见面，再到家附近散个步，周二早上跟他一起坐7:37分从柏林中央火车站开出的火车，去位于哈勒的马普所参观。从柏林到哈勒170公里，德国高铁运行一个小时13分钟。在研究所里，我可以找任何人聊天，并旁听他对一位在肯尼亚做田野调查的德国博士后的线上辅导。
坐在马普所的院子里与项飙聊天
我第一次注意到项飙的名字，是读了他关于内卷的访谈。他说内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例外，在中国也就这十年来才出现，在一个目标、价值评价和竞争方式都高度单一的环境里，内卷指无意义的高度耗能的过度竞争，且没有退出机制，谁不想继续卷了，不仅钱会少挣，环境还要你在道德上低头。他没有使用绝望这个词，而是用了“陀螺”作比喻，形容内卷的死循环为“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这么空转”。
项飙1990年进北大读社会学，硕士论文题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已经在国际上成为一部人类学的现代经典。他写了北京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也就是他那些在1990年代来北京做生意的浙江老乡。他因为此书受关注，免考去牛津读博士，之后被牛津留下任教。前不久，他又被国际顶级科研机构——有百年历史的德国马普研究所争取到德国来了。
项飙这样一位搞人类学的学者，按中国的老话，应该一辈子“坐冷板凳、吃冷猪头肉”，在冷寂中专注地完成自己的学术生涯。其实，绝大部分欧美的学者至今走的仍是这条路，他们也许在学术圈子内威望无限，但一般不进入热闹喧嚣的大众视野。而项飙很醒目地在走另一条路。他告诉我，这也是他舍弃牛津、奔向马普的原因之一，他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学术道路，义无反顾——都社交媒体时代了，社会科学怎么还能延续19世纪以来的传统，只为圈内的几百人生产文献和理论呢？他说，对话才是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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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的家在柏林偏西南的位置，周围没有地铁，只有公交车抵达。巷子很短，约一百米长，两边的房子都是一战前后的建筑风格，树也有年头。他的公寓在一栋1910年建成的浅绿色小楼的三层。给我开门的是他的妻子Mika。去之前我就听说，项飙娶的是日本太太，看见Mika，立刻有种得到印证的感觉。Mika穿一条黑白图案的连衣裙，黑色长筒袜，圆润的脸庞，弯眉细目。特别是她的神态，总是恬静安宁的，很有西方人憧憬中的东方感觉。第二天，项飙在去哈勒的路上告诉我，Mika的童年过得十分快乐，所以她的安全感很强，自带一种低调的自信。这是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一进门，项飙立刻就从左边的厨房走了出来，满脸是笑地欢迎我。他正在准备午饭，两只手湿淋淋的，有点不好意思跟我握。我已经在众多视频上见过他，当大活人出现在面前时，还是有点吃惊，吃惊于他的朴素和热情。我们脑子里关于学者/教授/所长的想象，都套用不上眼前这位，他更像一个大男孩。只有进入话题讨论时，学者的思辨之态才把那个普通得有点局促的男生完全盖住。他的热情一派天然，让陌生人马上忘掉陌生。
项飙知道自己造成的效果吗？一方面，他是头顶光环的人，除了北大——牛津——马普，国内媒体还热衷于强调，他获过两次全球人类学学界的至高奖项。另一方面，他又是以甚至比你我更普通的面貌出现，在待人热情坦率上也更胜我们一筹。这个落差势必造成明显的效果。“效果”是项飙在接下来的谈话里用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
Mika领我走进客厅。20多平米的空间，两扇对街的玻璃窗保证了室内充足的采光，一张实木长条桌是房间里最大件的家具，挤一挤围桌能坐下八个人。项飙把对话和讨论看成重要的研究方法，这里无疑是他的主场。Mika指着一只古色古香的欧式圈椅对我说，这是她拿到博士学位后买给自己的礼物，从牛津带过来了。椅子有些低矮，Mika坐进圈椅里演示给我看，英国人只要一长胖，就装不进这把椅子了。我们都哈哈笑起来。
项飙又回到厨房忙碌，我和Mika聊。她的英语和项飙的一样好，没什么口音。跟项飙比，她出国更早，在东京上完本科就去了英国，读的也是人类学。2003年，他俩同时在新加坡做博士后，结下了姻缘。项飙后来透露给我Mika对男女关系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女生被追习惯了，就会等着被追，如果以后不幸福，则只会抱怨，因为决定不是自己做的，自己跟自己解释不了这件事。所以，Mika认为女生一定要主动追人，自己做的决定，出了问题就容易化解，能走出来。我不失时机地问：是Mika追的你吗？是，项飙马上招了。但他俩的婚礼是项飙父母式的，这两位中学教师当年在宿舍里请同事们吃喜糖，项飙和Mika也是在宿舍里给教授同学们点了越南外卖。
客厅里的东西泄露了两个人类学学者的人生站点，墙上挂着中国的仕女图，立式木镜来自新加坡，花瓶是日本的，还有泰国雕塑，Mika在泰国做了多年的移民研究。小摆设里最多的是镜框，主角都是一个——他们的女儿。Mika告诉我，女儿11岁了，还在上学，要下午才回家。下午四点，我准时认识了这个瘦瘦高高的女孩，她成了家里唯一能用德语跟我交流的人，还为我表演拉小提琴，给我看她在花样滑冰赛拿冠军的视频。小姑娘长得长胳膊长腿的，一副比谁都轻松的可爱模样。
客厅里的泰国雕塑及夫妻二人和女儿的合影
午餐开始前，我夸这个家布置得很舒适，Mika笑眯眯地说，这是她和项飙安的第一个家，自从两人2005年结婚，一直分居到2020年。
15年分居的婚姻生活？难道因为他们二人都做跨国流动和迁移的课题，就把自己也活成了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厨房对着客厅，项飙从那里发来解释，实际情况要比听上去好些，他可以利用大学假期去日本，每年团聚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小半年。
项飙又插进话来，讲了他和Mika合编的一本书，叫《回归》，讲的是跨国人口流动，问题起点却是中国的灶王爷。每到年末，灶王爷离家，年初再回来，这个神也属于流动人口。人们在对他送迎的过程当中提高了对这位神的意识，也通过“赋予意义”增强了彼此的联系感。听人类学家这么一讲，无论神或人的流动，都好处多多。
就着“赋予意义”这个点，我掏出小本子，把国内媒体划重点的那两个奖念给他听，人类学毕竟是门冷僻的学科，我还没能把奖项的名称背下来。我请项飙介绍一下他是怎么获奖的，这两个奖对他的学术历程有什么重大意义。
“没有意义啊，你为什么问这个？”他有些糊涂。
我也糊涂了。这是个没料到的回答。
他在牛津写的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不知当年是谁把这部著作推荐给了美国人类学学会的评委会，他获了奖。项飙说，他自己现在也进了该奖的评委会。总之，这类奖最大的功用是鼓励年轻学者，除此之外，连评教授都帮不上忙。
他就这么轻松地消解掉了自己头上的光环。是他故意轻描淡写，还是我们的媒体过于浓墨重彩？
“尽管如此，评委会还是把奖颁给了你。他们看重你研究里的什么东西？”我又问。
项飙坐下来聚精会神想了几秒钟
项飙此时把沙拉和水果都摆上了桌，让我们先往盘子里盛菜，他坐下来，聚精会神想了几秒钟，“这个博士论文，讲的是IT领域里的跨国流动，题目本身可能就给社会人类学界带来一股新风。当时的研究风气偏文化的意义阐释，忽视现象背后最基本的资源分配问题，比如嫁妆在印度，就不仅是钱和土地，而是关乎家族声誉及利益权力资源等问题。我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在资本流动变得那么快速，信息变化那么剧烈的情况下，劳动力怎样被管理，才能应对资本和信息带来的不确定性。我用比较简单的政治经济学眼光，去看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动的全球性现象，解释当时为什么有个新的全球猎身配置系统，即劳动力管理，不仅被当作劳动要素来管理，而是当作人被管理，如小时候的教育，IT行业特殊的培训，怎么拿签证、怎么解决婚恋。总之都是非常常识性的问题。其实，直到今天，让我动心的，还是常识人类学的东西，所谓人的commonworries(共同的焦虑/苦闷/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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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口，学者本色就露出来，变得滔滔不绝。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修完人类学的概念，就打断他，提出我十分好奇的一个问题：“你在哈勒上班，为什么把家安在柏林？”
“这里好啊，”项飙和Mika相视一笑，“女儿上学走路十分钟就到了，Mika去上班也只需步行十几分钟。哈勒没有国际学校，如果女儿上德国学校，她的学习我们就帮不上忙了。”这话很符合亚洲父母的思量。
Mika的工作单位是柏林的马普研究所（马普在德国各个城市共建有86个研究所），研究课题是日本老人的孤独死。她给我们倒好柠檬水，坐下来说，日本是老人社会，为老年人设计的各个环节都非常到位，一个人活到八九十岁，依然可以十分方便地独自生活，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死亡上。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人，死的时候也是一个人，通常在死后很多天才被发现，尸体已经腐烂。Mika研究的是为什么处理腐尸的收殓师最近在日本媒体广受关注。
我们一边吃着项飙做的沙拉，一边聊Mika的研究，无人感觉异样。项飙接过话来，讲到人的再生产。他说，这是从恩格斯那里来的概念，人除了物的生产，还花大量时间抚育后代，进行各种维持生命的活动，所谓再生产。日本就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原来是通过严格的性别分工，很大程度靠牺牲女性的利益和平等机会来实现人的再生产。今天的中国，生产发展得很高，但再生产还没有走出一条路来。以养老为例，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教育比较容易受到全社会的认可，给教育投资是为了下一代，可是给快死的人，你愿意投多少钱？养老就很难在资源分配上形成共识。Mika研究的跨国流动不是打工人群，而是人在退休后的流动，比如日本人去东南亚，退休金在那里够花，但他们死后的问题变得复杂。生命的基本需求如健康，养老，一旦被商品化后，就变得无上限。中国以前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因为缺少资金，就格外重视疾病预防，也强调治疗的覆盖面要广。医疗商品化后，医院不强调覆盖了，而是要抓住有钱人，买进极其昂贵的医疗设备。这些钱如果花在农村做预防，能救多少人！
项飙做的午餐
项飙说得有些激动。他在国内名声鹊起后，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有人批判他的“乡绅”立场，他从温州精神出发，强调把小地方的事情讲清楚，不要讲空洞的大道理。有人批评他的“反精英”立场，他自己就是精英，有什么资格反精英？但项飙又实在看不惯精英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只承认自己在资源掌握上占着精英的客观位置而已。
我趁机问，怎么看国内网友对他的批评？“我很兴奋！”这是我曾经读到过的一个项飙式回答。
“为什么兴奋？被人批评，被人误读，难道不会让你受伤？”
“真的兴奋，能量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的感觉，我生来就是喜欢辩论的人，”他坚持道，“不同声音的出现，说明我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公共讨论，产生了效果，这就是我要的。”
客厅里来自新加坡的立式木镜映出饭桌上的三人
听起来，不断闯进公共领域发声，也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的确是这样，”他说，“频繁地到公共空间里发言，于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寻找新的问题感，我对中国年轻人的焦虑比较敏感，这只能是在互动当中了解，这个东西是他心头的痛处，我要做到把他们的想法读出来。二，的确是探索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怎样界定研究问题，怎样把研究结果反馈社会。当然啦，”他笑了一下，“如果绝大部分声音都是骂我的，我的感觉可能也会很糟糕，现在的情况是相反的。再说，有的批评非常尖锐，可是有道理，点到了我的盲区。”
“哪些盲区？”
“我们都喜欢思辨，直接刺激我们的，是逻辑思辨，这都是些大范畴，比如公正、战争、改革。年纪增长后，范畴这类东西会松下来，你会更注意看经验本身，但这个时候，你必须已经有了大量的理论积累，才能从经验本身看出东西来。公共空间里多元声音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刺激我看见以前自己不觉的盲区。”
他坐在桌首，完全停止了吃饭，双手比划着，细长的手指根根都崩得很紧，弓成不同的弯度，把他思考的张力可视化。Mika讲得少，如果没人打断项飙，他可以一直讲下去，把午餐讲成一堂课。跟我认识的德国学者相比，他有个极大的不同，德国人倾向于在深思熟虑后，把结论言简意赅地讲出来。项飙是晒大脑，他边思考边述说，把听者拉进他的思想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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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餐后，Mika第一次走进厨房，给我们每人做了一杯真正意义上的手磨咖啡，就回柏林马普所上班去了。项飙说，Mika的单位叫人类发展研究所，他们在教育改革和情绪史研究上做得十分成功后，就被要求彻底转向了，现在转到以脑科学为重点。马普不能忍受一家研究所在成功的路上继续前进。项飙对此十分赞赏，复制成功就意味着停滞。
Mika在厨房里做手磨咖啡
我们决定不去散步，而是转移到他家的阳台上继续聊。巷子里开过的汽车，有时会粗鲁地摁喇叭，好像柏林人的耐心都用完了。项飙比较了一下他对三个地方的体会，在东京和牛津，人们的行为举止讲究克制，一板一眼的，柏林可以说粗野，夏天有光大膀子上街的。他在东京会有紧张感，大家都对你非常友好，但看不透。牛津的人也要字里行间去理会，不会直接说什么。这一比，柏林就显得生硬，话都直突突讲，但让人很放松。他说，一个有效的社会不是要把所有人都变成认同它的同一群体的一份子，他就不觉得自己是柏林社会的一份子，也没有认同感，但可以运行得很好，也会做贡献，比如给楼下的花园浇水，跟邻居沟通。柏林是个让人比较自然进入的地方。没人期待你一定要融入社会，但魅力就在这儿，你反而愿意进去。
就像纽约不是美国，柏林也不是典型的德国，很国际化的，我说。
“那是，”项飙答，“连我去小店买肉，他们都能说英文。”
“你学德语吗？”
“Mika和女儿在学，可我很快就放弃了，要给研究所开个全新的方向，心里都是事儿。”
“买肉你可以说英文，可是你读不了这里的报纸，看不懂电视里的辩论。”
“我边做早饭边听BBC广播，还读《卫报》。”
他说在新加坡时，一位叫杜赞奇的印度籍美国学者对他影响很大，杜赞奇住他家楼上，每天都读《金融时报》，可他是位历史学家。项飙从杜赞奇那里学到，无论你做什么研究，“看人世”是学者必修的日课。
转移到项飙家的阳台上继续聊天
与其说关心项飙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我对他这个人更感兴趣。一个在牛津待了二十年的中国学者，怎么被马普选中来德国当所长的？马普牛气冲天，迄今有29位科学家获过诺贝尔奖。他们从不公开招聘所长，宁可花几年时间从全球顶级学者中谨慎遴选。项飙除了在中小学当过班长，没有任何领导经验，他靠什么在这个顶尖的学术平台上玩得转？
跟项飙聊他自己，是件既容易又困难的事。容易是因为他有问必答，掏心窝子，既不粉饰也不遮掩什么。你怎么这么坦率？我问。项飙反对我把他描述成性格坦率，因为Mika就要比他率真得多。他之所以如此，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来观照。这也是跟他聊天的困难，因为他彻头彻尾地把自己作为方法，我们聊到的任何话题，都会被他纳进社会人类学框架，进行图景叙述和理论阐述。耐心等他讲完，我才能提出下一个问题。
我问了好几次，他从英国搬到德国来，有哪些不适应。可他总是否认，还笑着向我保证，他不过是从一个“泡泡”换到了另一个“泡泡”。也对，如果我们这么去理解他：从前，牛津是他的泡泡，项飙并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现在，哈勒的马普所和柏林的家是他的泡泡，他并没有真正生活在“德国”。当一切进入他的研究视野时，比如他楼下的邻居成为他的“附近”，这是他独立构建的一个社会修补法，他就能自如地跟他们交流。没有成为研究对象的那部分日常生活，于他就是疏离的。比如，不知去了多少趟哈勒，他仍不晓得哈勒是德国古典城市的一个罕见建筑样本，因为它在二战中免遭轰炸，被难得地完整保存下来。对这位人类学家来说，去哈勒上班仅是点对点，路程是抽象的。
第二天一早，坐在去哈勒的火车上，我把对他的一个观察讲给他听。网上有些项飙出席线下线上国际论坛的视频。在欧美语境下的讨论中，他常常被放在“讲解中国”的位置上，聊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情绪和疫情下的社会流动等话题。他每次出场都是本色而自在的，这不多见。我认识不少外语很棒的中国学人，尤其是男性，在国际交往中多少带些局促，回到跟自己人的场合，他们才变得自然起来。这怎么解释？
坐火车去哈勒项飙说我太不了解他了，我还没见到他也有紧张局促尴尬的一面。“是不是中国语境对我影响不大，我的这条线是放在思考型的讨论还是日常性的聊天，”他说。当他面对跟学术无关的日常生活，哪怕是回到温州老家跟亲戚闲谈，他都会比较紧张。泡泡之外的世界，好像只是个“亚世界”，差不多就行。只有在“泡泡”里，他才是自由自在活蹦乱跳的。
马普所的秘书们对这些他们称为“科学家”的“泡泡人”摸得透透的。我和项飙进到研究所后，先是发现所有人都管所长叫飙，既尊敬又亲近。两位女秘书立刻出现了，和项飙年龄相仿，一位主要负责所长事务，兼管所里的行政，另一位主要负责所里的行政，兼管所长事务。我和她们单独聊了一阵。二人都是元老级的员工，从一建所就先后入职，协助创始所长二十年之久。现在项飙来了，她们须做哪些调整？
“我们已经算好了，我们二人将跟飙一起干到退休。”其中一位说，语气坚定，听起来颇有宿命感。另一位说，“他一来，就问我们想改变什么，我们想换办公室，他就让人重新装修办公空间。”
项飙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栋经典老别墅里，老所长在波兰匈牙利做田野调查时，买下了深色古典硬木家具，跟别墅在风格上很般配，只是坐久了人就腰酸背痛。老所长是老派的领导，秘书被安排在他的办公室前厅，这个前厅正对着楼梯口，终日没有自然光，还灌风，两位秘书既是保护神又是挡箭牌，护着坐在后面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的所长。
老别墅楼梯古色古香
我来参观的时候，装修工程已进入尾声，新家具是纯白的简洁风，苔藓绿的会议椅很舒适，每位秘书都得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不大，但都有窗户。项飙从牛津带来自己用了多年的台灯。他说，要把牛津的的好风尚带到哈勒来，办公家居化，工作朋友化。
“他不会德语，他连自己的工作合同都懒得读完，觉得无意义，他也搞不清德国的法定带薪休假有多少天。”我想试探一下秘书的口风。
“这都正常。这里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其他科学家也不读合同就签字，也不在意休假的天数，因为他们反正总在工作。”秘书说。
“他的着装也很随意。”
“你以为他的前任就不随意？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都不注重穿着。只有法律人类学那边的人才西装革履，像从律师事务所出来的。”
“他是中国人，来当德国研究所所长，你们觉得陌生吗？”
“他待人处事挺欧化的，但有一点像中国人：只喝茶。”
项飙刚在走廊的厨房里给我和他自己各煮了一杯咖啡，我说。
一位秘书吐了吐舌头，“我们之间还不够了解。他太忙了，日程排得密不透风，没多少时间跟我们打交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可能因为他不喜欢行政管理工作，在牛津，他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教授，只对自己负责。”
“科学家都反感事务性的工作，不过飙正在努力学习。我们也知道，德国的官僚体系极其复杂，不好弄。他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他多给我们一些时间。等我们三个人结成了一个好团队，就会越来越好。”
“除了换家具，还有什么新气象？”
“我们正在扩建团队。对了，他一来就建立了多媒体流动实验室。”
对项飙在中国公共空间里的名气，她们一无所知，听我介绍了几句后，两人脸上懵懂的表情变得豁然开朗，这的确能解释，为什么飙的日程上有一些来自中国的访谈和报告邀请。
听说，马普所的成功秘诀就在超级能干的秘书了，她们要搞定各种古怪的科学家，把他们的大脑从科研拽回必须履行的行政职责上来。秘书才是研究所真正的管家。另一方面，马普所又坚决贯彻“所长为大”的传统，一切围绕所长，给他无条件的支持，支持他实现自己的学术理念。除此之外，这里还是一个走马灯的舞台，秘书称之为科研跳板。除了所长、秘书和几位科研带头人，其他来所里工作的人主要是博士后，他们手里攥着2-5年的工作合同，无延长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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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带我在马普所院子里参观的时候，赛姆正在那里抽烟，我就这么认识了他。项飙告诉我，赛姆是澳大利亚人，研究土耳其市场上做黄金交易的人，有很强的文献处理能力。他已经完成了博士后，在找新的工作。
项飙忙碌的时候，我就去敲了赛姆的门。他长得人高马大，看样子快40岁了，一开口就面带笑容。他说，他从读本科起就往伊斯坦布尔跑，找市场上的黄金商贩做实地调查，那时他还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商贩们把他看得高高在上。接下来，他每隔几年去一次，每次都矮一截，现在都快矮到地上了。他笑得前仰后合，我喜欢这个拿自己开玩笑的人。玩笑里当然有点苦味，那就是商贩们这些年发迹了，而学术工作在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换所长对你的研究有影响吗？我问。
嗯，这两位所长的确很不一样。赛姆脸上认真起来。
项飙给我介绍过，老所长最初是研究冷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财产私有化，他招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都是分工协同做这个大课题。赛姆说，老所长在任时，他的研究被定位在欧亚之间的衔接角度上，飙来了以后，重新定位到地域本身，即伊斯坦布尔商贩和当地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的切入视角变了，而且要注入commonworries这个点，他还得费心思琢磨。
我问他怎么看两位所长的不同风格。赛姆这时显示出很强的分析能力，几乎没有思考就脱口而出：在研究风格上，老所长是学术型的，飙是智识型的。在管理方法上，老院长强势，引领团队下派任务，飙则是合作讨论实验型的。老所长目标明确，他指哪儿所有人就打哪儿，飙是开放的，你待在你的地盘儿上就好，他会走过来找你。
赛姆又说，飙的实验性还表现在，他要求大家多涉足公共领域，去社交媒体露面发声，这很好，可问题是要花掉很多时间精力，但对在学术界晋升和求职是没用的，学术界还是只认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
看来，中外学术界都有同样的苦衷。项飙为什么就那么顺利？
《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讨论里，有一派讥讽项飙的声音：你是天生的幸运儿，大学保送北大，博士保送牛津，在英伦宽松的学术氛围里想怎么做研究就怎么做，你当然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可我们今天充满苦闷，看不到出路，你让我们怎么跟你学？我们凭什么把自己当作方法？
连项飙本人都承认自己太顺。他说他一辈子没求过职，就连马普所所长这个职位，也不是他去主动争取的。2019年年初，他收到马普学会邀请，来德国出席“人类学的未来”会议。邀请函上只微妙地提了一句，现任社会人类学所的两位创始所长即将退休，马普将利用这个会议物色新的所长。项飙后来听说，马普学会通过全球网络制定了一份160名人类学学者的长名单，从中选了八人来德国开会，他是其中之一。等他第二次受邀去慕尼黑开会时，之前的八人还剩四位。
转眼到了2019年年底，马普学会的一位副主席沃尔夫冈来牛津开会，提出想拜访项飙全家。Mika那时正好从日本过来，在牛津休科研假。项飙拿出他一贯的“一个菜主义”，烤了条大个头的葱油海鲈鱼待客。跟我到项飙家做客一样，沃尔夫冈也跟他全家聊了天。
2020年年初，他们双方终于谈好了。项飙说，沃尔夫冈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让项飙做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而是让这个决定慢慢来到他的脑子里。“我在余生能做什么，这个问题变得重要起来。”沃尔夫冈告诉他，哈勒的社会人类学所需要一个崭新的发展方向，要面向未来。他还主动建议，项飙若能来，应该把家安在柏林，那里有优质的国际学校，柏林的马普所可以安排Mika的工作岗位，而项飙反正要经常去哈勒上班，他们家习惯多年的“流动”仍可以部分地继续。
决定跟牛津分手，来德国哈勒掌舵，项飙还是犹豫了一阵。毕竟有人说过，教授们离开牛津的概率，就像爱丁堡会发生地震一样罕见。牛津是绝对的个人主义世界，以独为荣，以狂为傲，项飙在那里过得如鱼得水。Mika会批评他有时不注意对方的感受，比如，他出去开会，回家后嘀咕，这人为什么非要穿西装，为什么要准备PPT。Mika就敲打他：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在牛津工作，这是你的奢侈，你可以不必那样做，你有一种特权，不要在享受自己特权的时候还不经意地卖弄。这次决定转向德国，又是Mika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去德国是一条出路，跳出那个苦闷的局面吧。
跟大多数人的苦闷相比，项飙的苦闷也许不值一提，但恰恰是这个苦闷把他从牛津拔出来，移栽到了马普。
项飙与马克斯·普朗克的雕像
他说过一句话，做学问要有一个问题在胸膛燃烧。这把火在他做浙江村的时候熊熊燃烧，做《全球猎身》时也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他进入到常规化的学术生产中，这团火离开了他。他说，每个人都有火苗，燃烧起来都不难，烧不起来是因为，原来能烧起来的那个力量被消磨掉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形是，过来人告诉他，你一定要做明确具体的题目，第一容易发表，第二让人记住你是做什么的，“我就压着自己，尽量做小题目，其实是违背我本性的。”这给项飙带来过意义危机。同时他也质疑自己，是否因为自己理论储备不足而反感理论生产呢？他告诫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告诫了很多年。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里，项飙交代了自己的学术局限性，就是他的理论储备不足，他既没有海量也没有系统地阅读过哲学历史各学科里的名著，那些对人类社会和思想产生过重大效果的理论，他无法还原它们诞生时的图景细节。我不懂他为什么要还原这些细节，可他的表态说服了我。当年在北大，别的同学泡图书馆的时候，他倒六趟公交车去浙江村做调查。初到牛津，他因为英文差，可能也无法博览群书。他说那段日子非常黑暗，在牛津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感觉他要放弃的时候，他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做猎身研究，才找回自我感觉。
他的导师FrankPieke也是他没有彻底崩溃的一个支撑。此人把他从北大举荐到牛津，把系里唯一的奖学金名额争取给他。项飙在牛津惨混的时候，对导师很内疚，不仅辜负了导师的期望，可能还搞砸了导师的声誉。导师眼看着他做不下去，也没做任何置评，否则他就更压抑了。
在牛津使用多年的台灯后来被项飙带到马普所
项飙是一个怪人，学术能力超强，理论储备偏弱，但凡到中规中矩的环境里，他很可能就及时出局了。他的幸运，是遇到了容忍他能力不均衡的人，来到了允许他自成落差的地方。
那团火离开他之后，他有一个东北移民的项目怎么都做不下去。我在他的书里和访谈里都读到过他的“坦白交代”。“来德国前，这个项目终于收尾了吧？”我突然想起来问他。他苦笑一声，说，没有。
我们正在马普所的院子里小坐，我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焦虑。他说，这是我的痛点。你知道徐冰吧？我点点头。徐冰说过艺术家要学会把垃圾转换成营养。项飙说，东北移民的项目于我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直痛，就把它搁置在那儿，成为被咀嚼的对象，垃圾就成营养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来源是挫折，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挫折，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变成现在的营养，就无需去跟随他人的道路，或把别人当成榜样。那么，如果读者的反应是没法学他，那就正好跟他提的方法倒了过来。“我不是他们的道路或榜样，”他说，“以成败来论人生是不对的。但我在想，今天全世界的年轻人，挫败感无力感都那么强，以至他们不能把自己的经验转化成力量，这里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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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项飙告别前，我在马普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旁听他辅导博士后。他目前有五个博士后和两名研究者，做的题目五花八门，第一个做尼泊尔的土地买卖和家庭关系；第二个做尼日利亚人到义乌经商造成的生活高度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他正在辅导的这位，研究肯尼亚受过一些教育的男性公民的移民经历，相当于国内城中村的境况；第四人做拉美的税收和土地问题，第五人研究中国人在老挝的投资项目和电子商务；第六人是赛姆，研究土耳其的黄金交易商；最后一位意外地跟时政发生了紧密关系，研究乌克兰社会冲突及语言。
旁听项飙辅导博士后
全是当下的现实发生。项飙还在公开招聘，寻找做不同选题的博士后加入他的团队。大家的研究课题从地域到内容，越多元越好，他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请把commonworries放进每个人的问题意识里。在如此多元问题下产生的共同性，只能来自同一种思想风格和问题意识，那就是对commonworries的界定。项飙说，这项工作很难做，留给他的时间很少，但他就是为这个使命而来的。
博士后是从内罗毕的某个房间里线上ZOOM过来的，只看得见半张脸和身后涂成姜黄色的墙，窗户开在接近屋顶的上方，玻璃裂痕被不规则地粘黏起来。墙面有些脏，挂着根说不出用途的电线。而项飙待的会议室，窗户是圆的，花园里的葱翠被框进来，像一张画。项飙和他的对话，除了讨论操作方法，也是要把commonworries这个理念慢慢熏进对方的研究意识里。教室墙上挂的多数照片，却还在解说我们对人类学的传统理解：原住民的手工陶器碎片，头戴黑色木雕面具的舞蹈仪式。这图景跟项飙心里的宏伟规划相差十万八千里。哪个更魔幻？
与在肯尼亚做田野调查的德国博士后通话
之前，我们坐在院子里，计算完他在马普所剩下的工作年头，又晒了会儿太阳。午间的阳光依然温和，一点也不热。项飙说，他从牛津到马普，不是来做几个项目的。他的使命，是来变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21世纪的社科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产，跟百姓的感受对不上号。在今天，学问做得好，一定要寻找一种效果，你可能给不了具体答案，但要对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他把commonworries——“共同的焦虑/苦闷/烦恼”这个问题带来了，作为研究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说，今天世界上最有无力感的就是年轻人，他们需要方向。搞研究，就是要针对年轻人的焦虑感这类常识性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让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他自己一直关注的，是日常生活里的意义形成以及和基本物质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深知，生活中的所有面向都是搅合在一起的，经验当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模糊的，这种模糊又是真实的，比如焦虑。焦虑又是很综合的，一个焦虑不可能仅仅来源于对一个教育政策的反应，教育问题、就业问题、婚恋问题、房价问题、父母养老问题、朋友之间的诚信、交通出行问题。放在一起才会形成焦虑。在研究上，这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它是一团，但生活就是一团，这就是今天的研究要重点突破的，怎样形成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团清晰化，怎样抓住一团里的关键东西，跳出那个19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把生活切块的思维方式。从人今天的感受出发，从交流效果和改进效果出发，从这个过程设计研究的问题，这就是项飙给自己立下的使命。
要做好这件事，17年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说。
马普给你的压力大吗？我问。
项飙嘿嘿一笑，牛津和马普倒是心态一致，他们都做“蓝天实验”。这是什么意思？
蓝天啊，就是既可以掉馅饼下来，也可以掉鸟粪下来，项飙说。你看，马普想通了，给你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资源全给配足，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现在想做的事，完全可以失败，也就是最后成一堆鸟粪，但是，实验可以失败，目的却是要成立的，要在学术上行得通。
把自己当方法，把痛点当方法，把对话当方法，让人类学的研究映照到每个人的心头疑惑，是这个意思吗？我不敢肯定自己搞懂了他。
他笑了，环顾了一下绿葱葱的院落，说，你看我来的这个地方，不以成败论英雄，以雄心论。
2022年6月29日写于汉堡。文中图片均来自于王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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