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多年后，当科幻迷涌入影院观看被搬上大银幕的《流浪地球》时，仍然会心潮澎湃地回忆起1999年那个在中国科幻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
那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别出心裁地出了个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颇具想象力的话题当时难住了很多考生。但在山东济宁考场，一个叫郭帆的考生却是大喜过望，他平时喜欢读一本叫《科幻世界》的杂志，就在不久前，恰好在那上面读过一篇关于记忆移植的文章，他因此拿到了接近满分的作文成绩。
那一年，在山西娘子关电厂工作的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自己的科幻处女作《鲸歌》，还凭借《带上她的眼睛》获得了中国科幻银河奖一等奖，一鸣惊人。那年的笔会，他带去了四篇作品，其中有一篇叫《流浪地球》。
而在安徽合肥八中，有个叫谢楠的小女生，也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世界，那年在《科幻世界》发表了一篇豆腐块，讲的是计算机病毒进化出自我意识后的世界，她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名科幻作家，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到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中。
17年后，那个叫郭帆的考生早已从法律系毕业，但兜兜转转还是走进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行业，他决心拍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一眼便相中了自己多年前便读过的《流浪地球》。
电影拍到一半时资金告罄，他四处找人投资。而那个叫谢楠的小女生，这时候已经和演员吴京组建了家庭，当郭帆找上门来时，他们给电影投资了6000万，使电影得以拍摄完成，撞开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
今天，提到中国科幻的旗帜，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刘慈欣，是获得雨果奖的《三体》，以及创造了票房奇迹的《流浪地球》，但在此之前，中国科幻一直在边缘地带曲折前行，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大半个世纪。
01 从“大毒草”到“伪科学”
在中国科幻发展史上，叶永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
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要编一套面向少年儿童的科普书，找到了当时还在北大读大三的叶永烈，让他负责其中一些选题。
考大学时，叶永烈本想报新闻专业，但家人希望他念理工科，最后第一志愿填了化学。父亲听说后很高兴，因为“做新闻很危险的，弄不好就会出事情。念化学，毕业了起码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总会有一碗饭吃。”
出版社找他编的这套书，以“为什么”的问答形式向少年儿童普及科学常识，其中化学分册有175个“为什么”，叶永烈一人写了163个，写完化学，他又被邀请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等分册。最终，总共971个“为什么”中，他一人写了326个，占全书三分之一。
1961年的六一儿童节，这套名为《十万个为什么》的科普书问世，很快风行全国，发行量高达580万册。叶永烈随之成名，各方科普约稿纷至沓来，让他应接不暇。和未婚妻杨蕙芬第一次见面，他送给对方的的定情信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1961年出版的首版《十万个为什么》
由于这套书实在太成功了，当时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想把《十万个为什么》搬上荧幕，于是找到叶永烈，想把他挖到制片厂。
当时叶永烈已经毕业，分配到上海仪器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跳槽去制片厂工作，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叶永烈的系主任严仁荫怒斥他“我白教你了！”，还有同学骂他是“叛徒”。
让他更郁闷的是，在制片厂干了没多久，《十万个为什么》被打成毒草，叶永烈作为主要作者也被抄家，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十年光阴，就这样蹉跎而过。
借着80年代初那股全民对知识和科学的狂热，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本书早在“文革”开始前就已写完，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付梓出版，立刻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科幻读物。在刘慈欣的《三体》横空出世前，《小灵通漫游未来》一直是销量最高的科幻作品。
《小灵通漫游未来》里面，叶永烈幻想未来城市的交通工具，描写过一辆能够自动避撞、自己拐弯的汽车。近40年后，他去硅谷旅行，参观了特斯拉的工厂，和地球上最具科幻色彩的汽车合了张影。
叶永烈与特斯拉汽车
80年代的中国科幻界有三个领军人物：创造“小灵通”的叶永烈，写《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再加上写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他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电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科幻片。
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当时科幻作品被视为“增进少年儿童科学认知”的儿童读物，是上不了台面的边缘文学。比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故事并不儿童化，但作者却靠这本书拿了个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一等奖。
科幻小说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同样曾被批成“大毒草”的武侠小说，要知道，80年代的北大校园，同时读金庸与萨特是常见的景象，而对科幻小说的质疑和批判却一直没有消停。
1977年，叶永烈在《少年科学》上发表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多数已成化石，但其中一枚被松脂裹住，并未石化。科学家发现这枚恐龙蛋还有活性，便将蛋孵化，成功复活早已灭绝的巨无霸恐龙。
这个故事极富想象力，当时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不料却引来一场争论，叶永烈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小说被斥为“伪科学的标本”，甚至叶永烈的其他科幻小说也被拉出来批判。
1990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发表13年后，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问世，三年后，斯皮尔伯格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卖了9亿美元，拿下了当年的全球票房冠军。
02 “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
叶永烈的12部科幻小说接连被出版社“封杀”，让他感到寒气森然，之后开始转向纪实文学。而另外两位领军人物，郑文光染病后一蹶不振，童恩正远赴美国，也先后离开科幻事业。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四川省科协同意以自负盈亏为条件，允许其主管的《科学文艺》期刊继续办下去，成为这场风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科幻杂志。七年后，这本杂志有了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科幻世界》。
不过这本杂志当时活得相当惨淡，订阅量直线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剩下六万多块钱。当时办公条件艰苦，人手最紧张时，社长杨潇，这位四川前省委书记的女儿，蹬着三轮车带领团队沿街叫卖，靠着这样的精神，让《科幻世界》活了下来。
多年后，编辑谭楷回忆当年的孤独与艰难：“我们要是停刊了，中国的科幻也就没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坚持了下来。当时国内要是还有第二家，我们也就不搞了。”
1991年，科幻界举办“世界科幻年会”，杨潇为了节省经费，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横跨欧亚大陆，肿着双腿出现在荷兰，为中国争取到了举办世界科幻年会的机会。得知他们坐火车来到会场，外国同行惊叹：“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科幻世界》在成都主办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
1994年，三百年一遇的大型彗星将与木星相撞，谭楷在峨眉山金顶看到，许多人为了用小小的天文望远镜看一眼星空，在寒冷的山顶排起来长队，这让他分外感动：
“只要一个民族还有好奇心，还能仰望星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就还能搞科幻。”
这份坚守最终等到了云开月明之时。进入新世纪，在中国科幻创作衰退十余年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新一代科幻作家，将在这里揭开中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序幕。
03 “都是业余在做，不然早饿死了”
1985年，大学刚毕业的刘慈欣，被分配到娘子关电厂担任计算机工程师，在那里一干就是三十年。在乏味枯燥的工作外，他也曾跟其他同事一样打打麻消遣，结果一个晚上输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后，痛定思痛放下麻将，开始转向自己的另一项爱好：写科幻小说。
刘慈欣出生于1963年，或许由于他惊人的想象力，在网上读者普遍更喜欢称呼他为“大刘”而不是“老刘”，但刘慈欣的童年时代，众所周知，是一个想象力极端贫瘠的年代。
读小学时，他偶然从家里的床底下翻出一个装满了书籍的箱子，里面就有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当时这些书籍被视为“毒草”，但对刘慈欣来说，“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刘慈欣从80年代开始写小说，但直到1999年才在《科幻世界》发表处女作《鲸歌》，当时他已经36岁了，跟鲁迅发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时差不多年纪。
事实证明他在科幻创作上有着非凡的天赋，第一年便凭借《带上她的眼睛》拿下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第二年又凭借《流浪地球》斩获银河奖特等奖。从此他的名字开始霸占银河奖榜单，连续八年从未缺席，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及。
不过，拿奖再多也没啥大用，科幻小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刘慈欣在采访中坦诚自己从没想过成为专职作家，理由很简单：写科幻不挣钱，“大家都有工作，都是业余在做，不然早饿死了。”
不少人还记得，当年混迹于论坛，正在与读者沟通的刘慈欣会忽然来一句“得去接女儿放学了”或者“得去给女儿做饭了”，转身进入一个柴米油盐的日常父亲角色。
不过对刘慈欣来说，或许相对幸运的是，他有一份稳定而且收入尚可的工作，在值班时甚至还能有余暇“摸摸鱼”，得以将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转化成文字，被网友戏称“摸鱼摸出雨果奖”。
雨果奖获得提名后，刘慈欣纠结了一阵是否去现场领奖，最后没去，后来成了他的一件憾事，因为那次的颁奖是宇航员在太空宣布的，而太空，一直是刘慈欣的心心念念所在。
截至2022年末，《三体》已经在全球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销量突破2900万册，创下了中国图书海外销售纪录。其粉丝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雷军、扎克伯格这样的企业精英，中国科幻总算彻底走出了过去“精神污染”的阴影。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峰评价，“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水平”。唯一遗憾的是，《三体》获奖后多年，国内出圈的科幻作者依然只有刘慈欣，这说明国内科幻创作距离真正的产业化尚有距离。
而科幻的另一个重要领地，科幻电影，此前在中国电影工业中仍然近乎一片空白。
04 热爱可抵千难万阻
在《流浪地球》之前，国内最成功的科幻影视作品并非资本投入的大制作，而是科幻粉丝靠爱发电“攒出来”的作品。
2015年，一则名为《水滴》的三体同人短片发布到网络，被粉丝直呼完美还原小说神韵的神作，刘慈欣看罢给出超高评价：“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体电影，如果能拍出这种意境，真的死也瞑目了。”但这则短片，却是出自于一位名叫王壬的学生之手。
短片《水滴》
另一部同样是粉丝制作的动画《我的三体》，豆瓣评分高达9.6。早期由于缺乏资金投入，制作团队只能把动画人物渲染成“方块人”，但凭借优秀的剧本改编，对原著精神的尊重与还原，这部技术粗糙的动画硬是做成了公认的三体神作。
对中国科幻迷来说，热爱可抵千难万阻。
不过问题是，在所有电影分类中，科幻电影是最具“重工业”属性的一类，仅仅靠爱发电远远不够。拿特效技术来说，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电影工业的短板，甚至不及隔壁韩国。2004年冯小刚拍《集结号》，特效制作就是请的曾经拍出过《太极旗飘扬》的韩国团队。
中影要拍《流浪地球》的消息传出来后，网上一度全是“不要交给中国人拍”的声音，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真正掀开中国科幻浪潮的，恰恰会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业余”青年导演。
郭帆不是电影科班出身，他大学读的是法学，后来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了个管理系研究生，接受采访时自嘲自己是“野路子”。在《流浪地球》之前，他只执导过《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两部电影，伸手去碰中国电影工业还很陌生的科幻题材，很难让人看好。
2014年，电影局组织几名青年导演前往好莱坞访学，郭帆也在其中，同行的还有路阳、宁浩、陈思诚等。一圈看下来，郭帆发现，中国电影工业跟好莱坞相比差距太大了，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科幻片，“我们还在骑自行车呢，人家已经开上法拉利了。”
《三体》获得雨果奖那年，对科幻题材念念不忘的郭帆，接到了中影总经理凌红的电话，对方给了他三部拿到版权的小说：《流浪地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郭帆第一反应就是拍《流浪地球》，他说自己当年在《科幻世界》上就读过这篇。
郭帆一开始并没有拿到中影的正式合同，但还是和制片人龚格尔自掏腰包100多万，做前期筹备工作。半年后，两人向中影汇报，拿出了一份完整的世界观架构说明、3000张概念设计图、8000张分镜头画稿……中影领导看到，忍不住感动落泪。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中影的通知：“准备开始吧！”
行星发动机概念图
对中国电影人来说，科幻片是新领域，很多东西都是从零开始学习。《流浪地球》第一部制作团队有7000多人，到了第二部超过2万人，如此规模的拍摄团队，管理起来就是个难题。拍摄期间，郭帆压力极大，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全靠手上一包包的烟撑着。
拍摄不断遇到大量技术难题。
以片中的领航员空间站为例。在三维空间中建立一个立方体需要六个面，整个空间站的呈现如果精确计算，会有10亿个面！郭帆在采访中说：“这样的渲染优化搁给谁都是难题，国外团队是不会把核心流程分享给你的，那是人家吃饭的家伙事儿，保密，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
《流浪地球》第一部有2003个特效镜头，每个镜头最少改动几十版，改100版很正常。郭帆曾在朋友圈中发图，有个特效镜头前后改了251版。
这个镜头是什么呢？是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坍塌的场景。过去引进好莱坞电影时，摧毁中国地标的镜头常会被删掉，但《流浪地球》过审，一个要求修改的点都没有，郭帆说：“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改了251版的特效镜头
所有人都在从头学起，就连拍片无数的刘德华也坦言，拍科幻片让他有重回80年代刚拍电影的感觉，每天都充满未知与好奇，“进组第一天，我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很神奇，每天都问这个怎么用？待会儿怎么拍我？”
第一部的特效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而到了第二部，整个特效及工业水平又提升了一个量级，特效镜头超过6000个，合作的韩国、美国等顶级特效公司超过10家，再次颠覆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的认知。
惊艳的视觉效果，往往是科幻片让观众津津乐道的最直观感受，但对一部电影来说，特效是上层建筑，更底层的基础，是构建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世界。对中国科幻来说，如何走出好莱坞式的科幻范式，拍出中国科幻的独特，是个难题。
05 “他们想不到的，就是中国科幻的点”
卡梅隆拍《阿凡达》，光剧本就断断续续写了十多年，为这部电影设置了一整套严谨的世界观：从潘多拉星球的位置、大小，这个星球上生物的生存状态、交流方式，人类侵占的目的等等，他甚至找到南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为片中的纳美人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语言。
拍《流浪地球》，郭帆同几位编剧也为整个故事编纂了一套百年“编年史”，从1997年到2075年，尽管很多地方电影中只是一带而过。
而到了《流浪地球2》，剧本写作阶段便邀请了包括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人工智能科学家等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导，部分专家甚至长期参与到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让整个故事的世界观更加真实可信，每一处细节都能够逻辑自洽。
除此之外，更难得的，是如何拍出中国科幻独特的“精神内核”。
郭帆给美国人讲要把地球推离太阳系，美国人一听就惊了：一是遇到这种情况，一般肯定就是逃离地球，你们中国人居然跑路都要把地球带上；二是美国科幻片中往往是几个超级英雄拯救人类，150万人饱和式救援，这场景好莱坞从没见过。
郭帆说：“他们想不到的，就是中国科幻的点。”
从撰写剧本阶段开始，郭帆与团队就确定了，“中国科幻”四个字是一切工作导向的“精神内核”，电影语境和美学风格，都是在这个内核下确定。带着地球流浪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明显带有中式美学的历程。
让中国科幻电影植根于中国文化，再结合今天的技术完成中国式的表述，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电影。
与其他电影类别相比，科幻片是一种需要国力背书的电影类型。郭帆说：“如果你的国家不够强大，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科幻片的，很简单，就是普通观众是没有自信去看这个东西的。中国是可以去解救世界危机的，你信不信？这是一个大前提。”
剧组在拍摄中大量使用了3D打印、激光雕刻和CNC数控车床等制造业技术，让所有道具都具有实用性：衣服可以直接穿戴、车辆能正常驾驶和控制、机械手臂可以活动自如。比如影片中的无人机，剧组就真的打造了一台实物出来。
剧组制作的《流浪地球2》中的无人机
影片中UEG地球联合政府那些可行驶作业、可变形的机械设备，很多都是实物打造，并不是特效制作的虚拟设备，这背后，则有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龙头徐工集团的身影。剧组拍摄用到的“钢铁螳螂”，现实中就是徐工自主研发的ET120全地形挖掘机。
徐工全地形挖掘机
有记者问郭帆：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进步，对创作有哪些影响和启示？郭帆回答：
“它已经不是对创作的简单启示了，而是为中国科幻片提供了能够成立的土壤。当我们在新闻上看多了航天员出舱、玉兔登月等真实情况，电影中的科幻场景，观众才不会意外。”
科幻作家何夕也曾总结：中国本土科幻的三次高潮，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次，改革开放初有一次，现在是第三次，它和国家的命运好像冥冥之中产生了一些联系，有点儿像一个晴雨表。
回顾世界科幻史，影史上的科幻巨作，几乎都来自美国，连欧洲、日本都很少，而美国的科幻电影也是在美国繁荣时期发展起来的。
06 尾声
1978年，来访的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带给中国一份特殊的礼物：1克重的月岩标本，是1972年阿波罗17号飞船从月球采集而来。
这份月岩研究交给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欧阳自远，他小心翼翼地取了0.5克做研究，另外0.5g则被珍而重之地放置在北京天文馆。那时的他可能还无法想象，四十年后自己将成为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将“嫦娥一号”送上月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苏太空竞赛、人类遥望星空的时代，科技突破层出不穷，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也日益成熟，随着美国热爱科幻小说的婴儿潮一代长大，众多科幻经典纷纷问世，西方科幻影视繁荣一时。
眼下的中国，似乎正在复刻这一模式，不过，一个国家强大的电影工业，绝不应仅仅依赖个别导演的妙手偶得，更需要完善的工业体系与制作流程。整体而言，中国电影工业化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吴京曾在北京国际电影节透露，郭帆在剧组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但郭帆认为，熬夜赶工并不值得夸耀，“我们想要的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能够让我们高效，尽量少犯错误、尽量不用熬夜，这才是目的。”
他们已经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拍《流浪地球2》时，剧组与北京电影学院有个课题合作，他们找了20多个实习生跟踪拍摄，全程只做一件事，就是记录拍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错误，目的是梳理出一套符合我国的工业化流程。这些记录错误的纸张最后堆在一起有半米高，让人叹为观止。
看到知乎上有人讨论，认为《流浪地球》已经超越好莱坞，这种观点无疑是无知而傲慢的。
自上世纪至今，好莱坞拍出了《2001太空漫游》《星球大战》《黑客帝国》《E.T.》《银翼杀手》《星际穿越》等一系列创意极其优秀的科幻电影，这背后，是创新的土壤、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和层出不穷的人才。
回想1999年，《科幻世界》因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撞题而声名大噪，发行量从之前不到10万册，猛增至36万册。编辑部回顾《科幻世界》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在文章最后写道：
“中国科幻，刚刚起步；《科幻世界》，任重道远。二十年，仅仅是奏响了序曲，而序曲绝不是高潮。”
这几句话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中国科幻仰望星空已久，道阻且长，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资料：
1.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理智与情感”.澎湃新闻.
2. 我知道的叶永烈和中国科幻往事.陈宗周.
3. 没有他们，“中国科幻就没人搞了”？南方周末.
4. 贾樟柯谈中国科幻电影：我们要补这些课.南方周末.
5. 郭帆吴京刘德华揭秘《流浪地球2》.中国电影报道.
6. 《流浪地球2》导演郭帆：第二部还是“从零开始”.界面新闻.
郭大路，985理工男，外企高级工程师，深度内容创作者。知乎/今日头条/澎湃：郭大路的小酒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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