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猛哥。
最近我认识了北大读本科、人大读硕士的小宣。
他向我介绍了这两年自己的生活——前脚还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996,后脚就扛枪上了“三八线”,面对炮击。
因为他是韩国留学生,必须要服兵役。但跟一般留学生不同,他从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认识的韩国人还没我多。
他早已把北京当作故乡,一边搞论文一边找工作,还忙着寻找室友租房子。但是,次贷危机、萨德事件、贸易战等,各种事情在提醒他,韩国人不属于这里。
直到2021年,这些矛盾在他身上爆发了。在炮击面前,他学会了放弃思考,专心成为一件合格的武器,可以打爆别人的头,而不是相反。
他太想北京的一切了,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以下是小宣的讲述。
2018年夏天,我在北大读书,上晚自习,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跟你说个事,”他吞吞吐吐,“明年的学费可能给你缴不上了。”
这一下给我整蒙了。我在北大读国际政治学,上大三,还琢磨着明年去哪实习呢。我瞬间软掉,沿墙根,一滩泥似地滑下去,滑地砖上,顺势躺下去了。
身旁同学问怎么回事?我说没事,天儿热,躺地上凉快凉快。
我失眠了一周,没想到办法,只好拉下脸求助两个朋友。他们一晚上就凑齐我大四的学费,还说不着急还。
借钱这事,好像在我身上撕开了一道裂隙,从这时起,我突然感觉一切都变得不牢固了。
我早已搬离昂贵的留学生宿舍,和仨同学在北大对面租了一间两居室的“老破小”,平摊下来每人每月1250元。
八月,两个室友要搬走。我只能找新室友。稀稀拉拉来过好几波,抱怨太破、太破。我不说话,只能赔笑,恨没把刘禹锡的《陋室铭》贴墙上。
在“老破小”的书桌
招不到新室友,“老破小”宣告散伙。我只能搬到双井,投奔一初中同学。双井在朝阳区东三环,距离北大20站地铁。远了点,但没关系,以后我也是朝阳群众。
初中同学和他的朋友,两人挤在一间隔断房,房租一共2400元,我住进去,房租就摊成每人800元。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隔断房。木地板,蓝墙纸,墙纸有缝,蟑螂出来进去,窗户漏风,闹肚子是常有的事。
我的两个新室友,一个初中同学,重庆人,现在卖保险,没有保底工资;另一位,内蒙人,在古董拍卖会做兼职,搬搬东西,看看场子。
他俩都是吉利大学汽修专业的。据他们说,上那所学校的,谁也不想真的学什么,只是为了有学上。
搬到隔断房,我很失落,觉得内心的裂隙又撕破了一点。每天下课从地铁站走回去,周遭一切都灰蒙蒙的。
在北大课堂,老师推荐我们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
我读过很多,记忆最深的是《以学术为业》那篇演讲,大概讲的是,你竭尽所能去探究许多问题,去认知世界,然而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会感到无力。
我不做研究,但这段时期的经历,结合韦伯的演讲,让我对眼前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无力。
然而在那篇演讲最后,韦伯说,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和认知去诚实地生活。
一句话概括,抛弃幻想准备斗争。
九月一天晚上,一发传单的大哥拦住我,问我去不去健身房。我有点烦躁,一闪身绕过他。
他一垫步到我跟前,哈腰赔笑,说您就进去看看,留一手机号,我就能有10块钱提成,麻烦您,就当帮帮我。
北京没有春秋。当时天凉,风大,他穿着短袖单衣。我一冲动跟着他去了,留下手机号。
离开时他一直给我鞠躬。
中秋节,我意外收到他的短信。没有推销,只有句,帅哥您好,中秋节快乐。我回复,谢,但我祝您中秋节牛逼。他秒回,谢谢,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我感觉自己受到鼓舞。有什么理由沮丧呢?至少还能上学。
结果到11月,学也上不起了。熬到中旬,兜里剩下60块钱。
我不敢去学校。大四每周三堂课,分别在不同三天。从双井到北大东门地铁站,单程10元,去了就回不来。
我不愿向父亲伸手,他的情况也不妙。兜里这60块钱,我至少得想法子撑到月底。
我买了很多加鸡蛋和土豆丝的烧饼,以及两瓶可乐。饿的时候就咬一口烧饼,抿一口可乐,每天哪里也不敢去。
就这样撑过了月底。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俩东西碰一起我就本能地想吐。
朋友问我,你好歹也是北大学生,做家教,或者找个兼职什么的不行吗?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没想到。
两个室友和我一样困顿,我们还聊怎样节约成本,打算搬到顺义去,但是谁也出不起搬家的钱。
月底时,父亲打来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我知道您很难,但我真的没钱了。
父亲在河北白沟县一工厂做二把手,经营皮革箱包出口生意。2018年年初,中美展开贸易战,工厂受到冲击不小。
他给我发了500元。当天,我请两个室友吃了顿沙县,每人一份炒饭,想和两人平分剩下的钱。他们坚决不要。吃到半截,我问在拍卖会做兼职的室友,你们那还招不招人?
他说,下周正好有一场展会,连续三天,每天十小时,每小时10元,我和上面讲讲,给你涨到13元。我说行,真仗义,再添份炒饭。
直到2019年春季,河北工厂渐渐复苏,这段赤贫时期才算是告一段落。
这段时期,我人生中第一次冒出回韩国的想法。
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课间休息,同学突然拍我的肩膀问,你们韩国人为什么说孔子是韩国人?
我都蒙了,没听说过。
后来上课,老师也在讲,嘲讽的语气我现在也忘不了。回家上网查,百度上都是这样的新闻。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一样。随后每隔几年,这样的事都会爆发一波,好像每当我忘却自己的身份,就有一只手偷偷戳我一下,提醒我,嘿朋友,你不是这儿的。
那是2006年,我读四年级,对韩国所有认知,几乎都来源于书本和网络。
家里有世界地图,我妈给我指韩国,说那是我们的祖国。我当时觉得中国好大,整个手掌都盖不住,韩国好小,一根小拇指就摁住了。
2000年,3岁的我随父母来到北京。
在北京生活的韩国人,多居住在望京,我不属于那一类。家里穷,望京房租贵。靠着朋友帮衬,父母在回龙观租下一套房子,先落脚再说。
回龙观在北京昌平,北五环外,距离北京最中心的故宫直线距离超过20公里。小区里经常出没各种野生动物,蛇,老鼠什么的,旁边是一片大麦地,风动麦穗晃来晃去,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到上学的年纪,父母托朋友,找到西三旗一小学让我借读。学校叫育鹰小学。旁边是空军大院,将近半数同学都是大院子弟。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看电影,有纪录片,讲雷锋的,讲游击队的,还有剧情片,比如《列宁在1918》等等。
每年学校组织两次军训,要穿迷彩,上面有中国国旗。有一年军训,我碰到一对韩国游客,两人和我打招呼,还问,你衣服上的中国国旗是怎么回事呀?
2017年回到育鹰小学
2007年夏天,我偶然听父亲提起,美国那边出事了,影响不小。我还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放学,父亲破天荒地开车来接我。副驾上有包零食。我问他怎么今天下班这样早,他笑笑没说话。
自那以后,父亲每天都接我放学,副驾上永远有一包零食。
家里多了很多东西,电脑、圆规、刻度复杂的塑料尺、设计图、很多灰白色的文件夹、螺丝、钳子、两把锤子,瑞士军刀,还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我只觉得好玩,问他,能不能把瑞士军刀带到学校,这也太酷了。
两周后一晚,我写完作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一档英语教学节目。餐桌的方向传来母亲严厉的声音。我隐约听到她说,家里的钱不多了,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我身体僵硬,大气都不敢喘。偷偷瞄过去,父亲斜靠着餐桌,一手捂着脸,一手撑在膝盖上。他好像说了什么,但我听不见。
我转过身子假装啥也不知道,拼命盯着电视里的字幕,好像要把每一个字都抠出来。
第二天一早,母亲送我上学,在车里说,儿子你就好好学习,家里的事别担心。
过了几天,他们俩突然一起送我上学。快到学校,父亲抱抱我说,爸爸就要到河北去工作了,你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那时候的我,不完全理解这话意味什么,只是有种感觉,父亲即将脱离我的生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整件事的真相。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父亲的韩国老板卷钱跑路,留下一烂摊子。父亲被迫失业,辗转联系曾经的客户,一位河北白沟县开工厂的韩国老板,到他手下打工去了。
从那以后,我每年只能见到他一两回。
受次贷危机影响,韩元贬值,很多韩国人被迫回国,生活就此折断。北京再也没有“韩国城”了。
在朝韩边境服役时,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总是忍不住幻想,那些与我同龄的韩国孩子,放学回家突然被告知,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同学、离开伙伴、离开暗恋的女孩,他们又该怎样面对呢。
高三时,我报名海淀五道口一家补习班。
韩国人开的,参加的也多是韩国留学生。我活了十多年,从没见过那么多韩国人。我语文比他们好,能给他们当老师。但是课间聊起韩国的吃喝、文化和明星八卦,我一点也插不上话。
有一天晚上坐地铁回家,我突然格外失落,见到我妈说,我觉得自己两边不是人。
班里还有一个朝鲜同学。有一天下课,他突然和一韩国学生打起来。起因是韩国学生嘴里老念叨什么核武器、核武器。我和他关系挺好,后来听说他去清华学核物理了。
我很喜欢了解历史,在读历史的过程中又有许多疑问。譬如中日战争时期为何日军能做出那样残忍的事情,还有苏俄革命,出发点很好,为什么后来出现那么多闹剧悲剧?
归根结底,我想了解人,想了解为什么人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
与母亲一番深聊,她认为我的问题,在政治学中更能找到答案。于是我报考了北大的国际政治学。
在北大,对于“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一直贯穿在我的思考中。
2016年,萨德事件爆发,中韩关系闹得很僵。一堂国际法课上,老师讲了朝鲜半岛的笑话,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回头看最后排的韩国留学生,好奇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脸平时挡在电脑后,此刻也在笑。
在北大,我可以很轻松地和老师、朋友们聊起这些国际事件,谁也不必担心因为某句话得罪谁。现在看来,那种环境并非恒久,只是一种短暂的奢侈。
只是和当时的中国女朋友,我故意没有聊起萨德、以及随后韩国影视剧消失的事情。
这种刻意避免冲突的想法,随后几年越来越频繁,从亲密关系蔓延到我的朋友圈。每当发生什么国际事件时,我想说点什么,但又怕和朋友起冲突,于是越来越沉默。
北大的一角
有一天凌晨,父亲发来一张照片,位置是工厂的仓库,地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儿童书包。他说很多销往韩国的订单取消、延迟,还有的被退回来,或者留在海关过不去。
工厂的韩国老板已经退休回国。厂子留给父亲的中国同事,自那以后他就在做二把手。为节省成本,上百人的厂房现在只剩下二十多人,像一处小作坊。
父亲发了一条语音,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唉,没辙啊。
我难有机会与他讨论社会话题,以及诸多变化对我们的影响。他几乎不和任何人谈论这些。据说,在韩国人聚居望京时代,还有议员跨国来拉选票。听闻这事,他只是沉默着点点头。
父亲是韩国光州人,出生在六十年代,见过可怕的事,自此之后他不谈政治。
我渴望留在北京,这儿是我的故乡。为留下来,我准备考研。外国本科生留华工作太难了,读硕士,才好找工作。
即将毕业时,我读到一篇写“三和大神”的稿子,很受触动,那种漂泊的苦,我能感同身受。我进了一家纪实类媒体实习,觉得要写这种稿子,社会学是不错的选择。
我咨询北大的学姐,她告诉我,北大的社会学偏向理论,人大的社会学更偏实践。于是我报考了人大。
但令我失望的是,我所上的课是照本宣科,老师布置一些文献综述、跑跑数据、作些图就过去了。硕士生涯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也几乎没有学到想学的纪实写作本领。
读研,只是延迟了签证问题,解决问题要靠找工作。
疫情已经爆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处于与以前不一样的状态,很多事情超出我的认知。我无法理解,问学校的老师,也无法解答。
2020年9月,我到一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实习,为专栏故事做文案包装。公司在北京城西北角,我和朋友在通州高碑店合租,东边,每天过去倒三趟地铁,20站,再走两公里。
实习第一天
工作不顺利,年底的时候,论文也出现问题,我整个人焦头烂额,搞得精神状况都很糟糕。为搞定论文,我只能辞掉这份实习。
现在回想起来,论文可能更多是一借口,这份工作还是不适合我。那些专栏故事,都是网络爽文,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更别提给它们做包装。我还是更喜欢纪实的东西。
论文搞定,我继续找工作,投出过70多份简历,包括快手、小米、腾讯和网易等,结果不尽人意。
有些因为我能力不足,有些因为疫情,公司趋向保守,不再招应届生,更多是我的外籍问题。和朋友聊起找工作的困境,他叫我问问其他韩国留学生,可是我既不认识多少留学生,也不认识多少韩国人。
我理想的工作是从事媒体写作,更深入地观察、和人对话交流。我想知道,当下为什么变成了当下,我们能有新的想象和方法吗。
2021年6月,距离签证过期还剩一个月,如果没有找到工作,我就必须回国。我找到本科毕业实习的那家媒体,作为最后的底牌。
叙旧时老板很热情,但当我表达出想要入职的意愿时,他陷入沉默,接着说,我去了解下能不能招韩国人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我觉得你回韩国,会有更多发展,你看现在国内出版社有很多韩国书……你给我几天时间吧。
再次联系时,他告诉我,编辑需要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话说到这一步,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我在那里认识的编辑前辈,有些入职时并没有三年经验。
最后的底牌也抽走了。6月中,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打算回国服兵役。
父亲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说,只是承认一个现实而已——北京是我的故乡,但不是我的家。他沉默,后来说,我知道了,帮你看看机票吧。
我清楚,此刻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拖家带口来到北京,身为父亲,此刻却帮不上儿子,半生漂泊落得如此。
回到韩国,我暂住在议政府市的三伯家里,一座大储衣柜,比哈利·波特在他姨妈家住得舒服。新兵报名还需要几个月。我漫步在韩国的街头,这里的一切陌生又熟悉。
没想到,过了四个月,父子俩就在韩国重逢了。
父亲在中国用商务签,每年更新一次。2020年9月,他去河北当地的公安厅续签证,结果因为疫情相关政策,一时间续不上。他的中文说得不好,能听懂这些对他来说已经不容易。
父亲1962年出生,那时58岁,在中国没什么朋友,认识的韩国人,也早就回国了。在中国打拼半生,他没获得什么巨大的成就,仅以安身的工厂经历几次打击,不过勉强维持运转。
二十年漂泊生涯,他只回去过三次——2015年4月爷爷去世回去一次;同年8月母亲心梗去世,父亲将她的骨灰送回韩国;2017年奶奶去世。现在理应轮到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
但是他没有选择回国。没有办法的他,抱着侥幸心理,当了一回黑户。
因为当时我还在北京。
2021年9月,河北有关部门发现这个韩国老黑户,找到工厂,和他简单谈了几句,戴上手铐,关进看守所,待了两周。
屋里黑乎乎的,没有人说话,马桶就在身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日三餐是水、馒头和粥。民警可能了解他的情况,对他说话很平和。后来韩国驻京大使馆打过电话,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看守所里,他签下一封保证书,1年内禁止入境,右下角是红色的手印。
离开看守所,他回到厂里打包行李,临别时,对共事多年的中国老板说,厂子的事我也管不了什么了,就这样吧。老板安排司机送到他首都机场,二十年的漂泊就这样告终。
10月24日晚,我从议政府市坐地铁,转机场快线,到仁川机场等他。父亲剃了圆寸,有点黑眼圈,戴蓝色口罩,拖着两个拉杆箱,一个大背包。
起初他没有看到我,还在咨询机场的工作人员,出口怎么走。对方以为是中国人,上来就和他讲中文。他笑,用韩语说,我是韩国人。
他终于看见我,朝我过来,拥抱。
按照韩国的防疫政策,他需要先到一家指定的酒店隔离。坐在转运的出租车里,我有点难受,问他在看守所的情况。他讲了一遍,又拿出那份保证书说,终于解脱了。
他不想这么快就隔离,想先和我吃个饭,于是我们到酒店问前台。对方说,晚上十点前回来就行。
听到我们聊天,前台好奇地问,你们从中国来?随后用字正腔圆的中文说:“原来如此,我以前在望京一家酒店工作过。”
隔离结束后,父亲很快找了份工作,在首尔西的物流中心做产品质量抽测。这活儿不累,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只是不想突然闲下来。
此时,我已经进入新兵营。
韩国法律规定,男性30岁前服兵役。军种不同,服役长短也有区别。
我报选的是陆军,被分配到臭名昭著、有着“地狱师团”之称的22师团。
这里发生过数起新兵暴动。由于无法忍受霸凌,新兵趁夜朝老兵开枪扫射、将手榴弹抛进营房,甚至切断铁栏,逃往朝鲜,韩国专门有影视剧描写过这些事件。
22师团驻地在韩国最北面,三八线以北,相当于前线。内战其实一直没有结束,只是签了停火协议,如果朝韩再度开战,这里一定是最先打起来的。
新兵营里,一个室友也被分配到22师团,接到通知,他说,开玩笑吧。接着一阵狂笑,笑着笑着脸就僵了。
2022年1月末,我们乘军车抵达驻地。山里很冷,周围没有光线,天上也看不到星星。新兵们正襟危坐,两手握拳放在膝盖上。下车后,士官让我去本部宿舍待命。进去的时候,我有点恍惚。
大概20多平的宿舍,白炽灯亮着,两边靠墙八张上下铺,三张长桌拼起,桌上摆满烟、零食,还有吃完的零食包装袋,电视挂在墙角,播放着女团的选秀节目。
我找到一张空床铺,小心翼翼问离得最近的老兵,能不能坐这?老兵使劲拍床,快坐快坐!我在那里坐了一小时,全程两手握拳放在膝盖上,生怕惹到任何人。
中队长回来,简单问了些话,跟我说,你在海外的时间长,可能不适应,有困难就跟我讲。
好像没有传闻中那样可怕。
在驻地经过两周训练,我自愿选择成为GOP,简单讲就是前线哨兵。这是整个师团里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儿。似乎被分配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激发出一种逞强心,既然来到“地狱师团”,就把自己打到更深的地狱去。
也许在那时,我就已经封闭了自己从事媒体写作的愿望,将过去学到的东西、读过的书,在北大思考的一切,那些打着自由、权利、国家、政治等等标签的东西都打包封装,扔进内心深处一个黑暗的角落。
我深知,军队的规训容不得士兵思考,想在这里轻松点,就不要动脑子,把自己当成机器。
在军营拍的照片
我服役这年,是朝韩关系相对恶劣的时期。我亲眼见过北方的炮击,火焰从山野升起,点燃天空。有一次巡哨,战友还数过,每小时250发,并开玩笑地说,打仗咯,这下死定了。
直到现在,我看见天上的星星,还下意识地以为是信号弹或者火箭弹。
然而整个服役期间,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敌人”。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不单是内战,我们承受的是那些大人物们妥协的结果。
除了面对时刻开战、死亡的风险,我们每天还要做各种工程,和水泥、挖沙子等等。边铲雪边执勤、连续三十多小时在林间救火、刮大风警报响,每天全副武装十多次巡哨,都是家常便饭。
那时候,我经常循环播放《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我不是歌曲里的人物,但对里面表达的情绪,“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深有共鸣。
战友有一回问我,这首歌背后表达的是什么?我和他讲了很多,从历史背景到人物情绪等等。
战友听明白了,仅此而已。
现在,我已经结束18个月的服役,军旅生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现在的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我?
去年春天,前线出现新冠病毒。我们每20人在一座集装箱里隔离三周,一日三餐送到集装箱门口,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集装箱里看手机。
劳累的军队生活暂停,我突然有点不适应,每天拿手机看书。
《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有一本《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在书里,奥威尔成了一个记者,下到矿井最深处,住进破败肮脏的工人住宅,调查记录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处境。
恍然间,我内心深处那个封装的盒子被打开了,那些贴着标签的东西,似乎终于挣脱出“隔离”,不断跳进我的脑袋。
我整个人都分裂了。脑子里一半是活蹦乱跳的人文思想,一半是开枪射击的生存法则。
课堂上,老师讲述我们应然的生活、社会与政治环境该是怎么样的;营地里,警报响起,士兵们慌张地拿头盔往脑袋上扣,拔枪,提着防弹衣冲上山,边跑边干呕。
我突然想起高三补习班里那个朝鲜同学。两军交火,遇到他或他的家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吗?还是先开枪,事后再去思考他的处境呢。那些脱北者,该遭到歧视吗?遣返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在那段时期不断涌入我的脑袋,闹得整个人心绪不宁。直到有一次,我带着新兵执勤。他年轻腼腆,与我说话时惴惴不安。我们聊起他尚未完结的大学生活,聊起他父母和可爱的女友。
突然我意识到,压根不需想那么多。如果遇上交火,我必须保护他,至少让他活下来。
去年十月一个下午,北边飘来一枚气球。哨长临时编队,搜索气球落点,等待许久,临时哨兵带回瘪掉的气球,大家凑去看。粉色气球,印着四个黑色汉字,我爱中国,另一侧是并列的中国国旗和朝鲜国旗。
我无法形容那一刻的心情,太复杂了。
我对小宣父亲的经历非常好奇。但是可惜,他中文并不好。而小宣,和大多数东亚父子一样,和他爸交流不多。
我只能想象,一个刚刚成家的人,有着怎样的勇气与无奈,才带着一家人来到异国,做一个不起眼的皮包厂打工仔。因为生意,因为身份,他每隔几年就担惊受怕一次,最后被遣返回去了。
因为走得仓促,很多东西来不及收拾,包括这些年的照片,就留在了这里。
还有故事里出现不多的小宣母亲。那一辈韩国女性,大部分是全职太太,和丈夫一起来到中国,抚养孩子上了大学,她像是卸下任务,没多久就离世了。
这一家人的生活,就像是玻璃做的,太脆弱了,总是在破碎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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