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作者：新京报评论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把欧美的中产阶层拉下马，重新回到竞争的角斗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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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连清川
曾几何时，网上传出德国公司催员工下班，年休150天，令人羡慕。
然而，近日，一篇德国也出现“996”的文章，让不少人感到颇为意外。
移动互联网改变了全球工作图景
4月初，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名为《“996”的幽灵，已经游荡回德国》。其主要的论述，是称在德国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乃至汽车制造公司中，已经重新有了“996”的现象，并且德国可谓严苛的劳动法根本无能为力。
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会发现，其实其中的例子甚为苍白，并且有许多的案例提到，不过是德国人把工作压力转嫁给了外籍工作人员而已。
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德国和整个欧洲工作状态转变的事实。
虽然整个欧洲并不存在普遍的“996”或者“007”状况，但是互联网与全球化的状况正在改变整个发达国家的工作图景。
事情就是从移动互联网开始发生变化的。
即便在传统互联网时代，严格的劳动法与稳定的工作空间是世界范围内工作的基本形态。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是实体存在，这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工作空间，使员工的管理与记录都有案可查，而中国跨国公司职员苦不堪言的邮件记录，却成为了保护职员权利的重要工具。
但是移动互联网与即时通讯软件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不再被固定办公束缚，另一方面，却也使工作时间的界限被不断模糊。原本下班之后完全属于个人的时间，如今却可以被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随时召唤。
旧有的劳动法规根本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2020年的疫情迫使许多公司采用了在家办公的方式。原本几乎难以想象的全员在家办公现象突然间因为疫情得到了加速，而变得普遍。
这种看起来更加人性化的办公形态，却加速模糊了旧有劳动法的管辖廓阈。网络会议、远程办公与网络人力资源管理，使过时的、基于固定办公的劳动监察几乎难以实现。
而更加重要的，是旧职业机构的崩塌和瓦解。在传统时代里，人们习惯于依附一个商业机构，而商业机构基于较小的移动性和活动范围，习惯于采用固定的地点、人员和层级制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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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彻底打破了这一固定模式。原本习惯依附和寻找归属感的职员，现在可以更加自由和随心地选择自己与一个公司的合作模式，也可以选择自我雇佣，或者在互联网上打零工，采用较为自由的项目制。
自由职业或项目雇佣者的谈判能力下降
职业的解放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更多人自由的选择空间。然而无论采用怎样的职业工作模式，都必然意味着更大的控制权从个体手中向雇佣者手中的转移与让渡。
多数情况下，从劳动保护的角度上看，自由雇佣的方式对于员工都相对不友好，而劳动监督的难度加大，使自由职业或者项目雇佣者的谈判能力下降。
移动互联网与全球化的工业协作系统，已经使旧的工作形态大规模地发生了异变，疫情所催生的在家办公加剧了这一状况的普遍性。
这些年来，互联网公司或者创新型公司在许多国家出现了“996”常态化。“996”对于互联网一代而言，可能会变成世界级的工作常态。
欧美“996”趋势越来越明显
以上所说，看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不是吗？选择更多，自由更多，并且尽管劳动监察难以实现，但更多的人获得了自由。
可惜并不是。
在好莱坞、欧洲电影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场面是一个人身兼几份工作，日以继夜地工作，“996”也不足于形容他们的工作强度。
这不是好莱坞式的夸张，而是真实的。
互联网时代的工作自由实际上被两个“污染输出”所替代：
印度，图片来源：unsplash网
其一，外包工作让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长输出给了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要保障欧洲和美国没有“996”，印度、越南、墨西哥和中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就会普遍“996”。
其二，互联网产业的兴盛，导致欧美传统工业的衰弱，于是传统工作能够提供的保障越来越少，底层劳工为了保障收入，就得不断增加兼职的数量，并且延长工作时间。
这也不是什么刚刚发生的事，而是随着产业形态的变化，欧美的工作机制也早就变化了。
工会在美国，在欧洲，早就已经衰落了。
在欧美，“996”，乃至更长工作时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然，这对普通劳动者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欧美社会面临更广泛的竞争
全球化不仅仅使这些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关系发生巨变，也使欧美的劳工关系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二战之后，除了英美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出现了福利主义的加强、政府对资本更多干预和公共事业的普遍投入。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劳动者保护。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和互联网运动，使得这种保护在欧美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衰退。欧美国家不愿意在全球化所出现的全球性竞争中落后，因此各个国家都大规模地放宽政策限制，以加强公司的自由度，从而使其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全球化的崛起以及衰落，都在改变整个欧美的经济结构。旧有的经济结构里，欧美站在制造业的顶端，而全球其他国家，要么是市场，要么是原材料，全球的利润源源不断向欧美输送，其中产阶层稳定而富庶；但今日情形已经完全转变，依靠低端制造起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中美和拉美，都在不断向欧美发动冲击。
同时，欧洲国家“过度福利”的福利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缓解了贫富矛盾，但同时弱化了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如今，欧美社会面临更加广泛的竞争，这同时意味着压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把欧美的中产阶层拉下马，重新回到竞争的角斗场里。
这是一个结构化的问题，是全球利益分配，新旧产业更替和职业形态大变革的一个副产品。
编辑：柯锐 实习生：余丹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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