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北京市一个居民区由于疫情被封闭。（2022年6月23日）
中国大陆全境单日新增本土新冠感染病例星期二（7月19日）又出现暴增现象，从星期一的699例，上升到星期二的935例。虽然这一数字与全球很多其他国家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或可以忽略不计，但饱尝严厉封城之苦的中国人中有不少都在谋划出逃之计，以免疫情反复陷入没完没了的封城之中，有的要逃离自己居住的小区或城市，有的在想办法逃离中国。还有一些外国人也在争相加入这波出逃浪潮。
疫情虽轻 封控不停 令人惊慌
中国星期二新增的935例本土病例是5月21日以来的新高。虽然疫情上扬的地点目前都不在一线大城市，但是深圳多个社区已经实施新的封控措施，而上海的疫情传播仍在持续，让之前饱受好几个月严厉封控措施之苦的民众再次忐忑不安或惊慌失措。
广西星期二新增277例本土病例，使一个星期前开始的本轮疫情爆发后的病例总数累计达到1106例；而甘肃星期二的新增本土病例高达353例，使其本轮疫情爆发后的病例总数累计达到1306例。
甘肃省省会兰州市的绝大部分社区已经在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生活了一周。市府官员星期二开始发动挨家挨户的“敲门”运动，以便通过普筛找出无症状的隐藏病例。全省一万名医护人员在该市中高风险社区挨家挨户敲门，为居民做核酸检测。
甘肃省省长任振鹤坦承，甘肃新冠疫情仍然复杂，而且社区传播并未终止。
今年四五月间被置于严厉封控措施之中的中国商业和金融中心上海本轮疫情并不严重，但是市政当局不敢掉以轻心，本周对全市16个行政区中的13个实施大规模的核酸普筛。
忧心封控重启，居民翻越围栏逃离
拥有2200万居民的上海市星期二新增本土病例15例，比星期一的23例略有下降。单日新增病例虽然比本月早些时候有所下降，但是过去两个多星期却一直保持在双位数，而且上海某些高风险地区持续遭到严厉的封控。
深圳市政府星期三将该市南山区东部沙河街道的白石洲小区宣布为中风险地区，因为在星期二深圳新增的19例本土病例中，其中九例就来自楼房林立、外来打工人聚集的白石洲小区。在深圳，一旦一个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那么这个小区内的居民至少一个星期内就必须足不出户。
该小区因为出现零星病例，刚刚实施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封控，封控措施7月16日刚刚解除。中国社媒上有视频显示，该小区又要实施封控措施的消息传出后，部分居民赶紧翻越围栏，带着行李迅速逃离即将再次遭遇封控的住家。
北京禁止宾馆举办聚会引发不满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北京市政府面对个别本土病例仍决定延长首都各家宾馆停止主办婚礼、聚会和会议的禁令在社媒上引发大量的质疑与批评。
北京星期二只新增一例本土病例，而且过去五个星期以来，北京单日新增本土病例也没有超过单位数，因此市政府延长宾馆停办聚会的禁令引起很多非议。
“宾馆业的员工去哪里呢？”微博上一位博主问道。
“这是既不理性，又不合理，”另一位博主说。
当中国政府刚开始实施“动态清零”政策之时，这一政策基本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因为相较于其他欧美国家的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中国的感染和死亡人数都非常低。有人还因为如此，从国外返回中国。
但是当世界许多国家为了民众的生活便利和生产的恢复逐渐解封，并尝试与病毒共存、而中国面对零星疫情仍然大张旗鼓实施严厉而长时间封控措施之后，不堪封控之苦的中国民众开始质疑和抨击僵硬的“动态清零”政策。
有办法有条件的中国人“离国出走”
除了深圳居民抢在封控措施实施前，翻越围栏逃离封控小区的实例外，有办法、有条件的中国人干脆“离国出走”，逃离家乡，重返理论上疫情更为严重的欧美国家。
英国卫报引述一位罗姓上海女士的话说，她在上海被封控几个月，遭遇缺吃少喝的苦难之后，开始决定逃离上海，逃离中国。因为这位29岁的女士曾经在法国学习和工作了六年，而且拥有有效的法国居民签证，所以很快就在巴黎找到一份工作。
“上海的边检官员问了我很多问题，”卫报引述罗女士的话说。
“问题包括为什么我要离开上海，过去两年我在上海做什么，以及我去法国要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是否计划短期内返回中国。我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假装镇定，但我实际上紧张极了。”
卫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的社媒上过去几个月以来讨论出国留学或移民的非常热门，移民机构接获的查询也暴增了很多。
卫报访问的另一位目前人在海南的李姓历史老师表示，他在美国留学四年之后，2020年夏天回到中国，并选择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
“刚开始出现再离开中国的想法，是因为在日常工作中遭遇到审查而产生的挫折。等到上海全面实施封控措施，我的想法就更强烈：即使在最海派的城市上海，人民的权利说没有就没有了，”这位现年24岁的历史教师对卫报说。
“两年前我刚回到中国时，我是想在国内好好生活和工作的，我和非常乐观…但是新冠却暴露了中国政治的腐烂核心，而且在短短两年之内就将整个国家弄得底朝天。”
常住中国的外国人也抱怨受不了
中国政府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的政策以及严厉的封控措施，不仅让有办法的中国人想方设法逃离，而且连许多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国人也不得不考虑离开。
卫报采访了一位在北京为欧盟工作的女律师安德烈亚∙卡瓦列（AndreaCaballe）。在北京的胡同里已经生活十年的卡瓦列在作出返回巴塞罗那故乡决定后，上个月在北京家中接受卫报的访问。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年，我已经爱上这个国家。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没有选择，只能回家，”卡瓦列流着眼泪说。
现年37岁的卡瓦列表示，过去十年她在北京的生活和事业都非常顺利。但是有关新冠疫情的封控措施说来就来，却让她压力很大，也很沮丧。
“我不愿意某一天我真的必须离境，比如说去看望我在西班牙年迈的父母时被告知，我不能出境，”卡瓦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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