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距上海6月1日全市解除封控已过去近两个月，正常的工作、娱乐、生活的节奏已经回归，假如你核酸结果有效，就不用困在家中艰难下咽自己做的黑暗料理，而可以坐在餐厅里享用一顿晚餐，再点上一杯调酒了。真好。
但在酒杯见底、抱着醉意回家后，躺在沙发上，你还是会迷茫地想：有哪里变了——这个城市走出了那段时间，但你似乎没走出来。
过去两个月的生活暂停，让不少身在上海的人陷入了一种虽然身体自由了，但心理上仍处于封控之中的微妙状态。常驻这座城市的自由摄影师Johnny联系了8位愿意分享这种感受的朋友们，记录了他们心理状态的变化。以下是他们的故事，或许在这8位朋友里便有你与我：
背负房贷的仁雄
“用我朋友的话说，我已经被封印在这里了。”
仁雄家的客厅开阔，采光也好，时不时还有一阵穿堂风吹过，很是舒服。房子是去年年底买的。但他说，“早知道会封这两个月，我就不买这个房子了。”
仁雄是自由摄影师，封控在家的这两个月里，他几乎没有任何收入。面对高昂的房贷，他只有焦虑。
三月初，仁雄的妈妈和侄女来上海旅游，随后疫情忽然一发不可收拾。她们被迫困在仁雄家里。加上妻子临产在即，所以仁雄不能像其他摄影师朋友一样出走到周边城市去接单工作，“用我朋友的话说，我已经被封印在这里了。”
封控的四月中旬，仁雄连续发了好几天的烧，他直觉自已应该感染了新冠，只好把自己隔离在客厅里。全家人都戴着口罩，尽量避免跟他接触。
仁雄说那段日子每天都提心吊胆，害怕传染给家里人，特别是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后来接连几次的核酸检测都呈阴性，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6月1日之后，仁雄焦虑依旧，因为上海疫情仍在反复，街道和小区随时都有可能重新被封控，导致拍摄工作大量减少，收入仍然是个大问题。
“下一步就只能等啊，等工作啊。”
已离开上海的Ginny
“先回家避避风头吧。”
我到Ginny家拍摄的时候，她已经把大部分行李都收拾好。封闭在家将近三个月后，她离了职，打算回河南老家休养一段时间。
“先回家避避风头吧。”
Ginny所在的小区从三月初就一直处于封控状态。她说，这段时间自己虽然主观上没有感觉很焦虑，但身体给出的反应却不停强调着封禁对她造成的影响：头发掉得比以往多了，每天早晨4、5点就会不自觉地醒来。
陪伴着她的只有两只小猫，虎子和桃宝。在猫粮告急的那段时间，Ginny会跟它们分享她的鸡胸肉。但她自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据她回忆，派送到Ginny小区的物资包括但不限于臭名昭著的“猪乳头肉”、发烂的菜和发霉的肉罐头等不能食用的“食物”。
6月1日解除封控的当天，Ginny打算和朋友外出吃饭，但沿途走了两公里都没有一家餐馆开放堂食，无奈之下，她们只好折返回家。
Ginny说，当这波疫情消散之后，还是打算回来上海，“毕竟机会在这里。”
收到物资是半根黄瓜的海军
“很离谱，就真的很离谱。”
海军和朋友一起住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但封控期间她们小区并没有因此受到好的待遇，第一次的物资只发了半根黄瓜，
“是每户半根！”
海军强调。
更糟的还在后头。小区里第一批被验出阳性的人里就包括居委，并且有人拍到了居委在此之前不戴口罩与居民交谈的照片。海军说，当时小区的居民得知消息后都非常愤怒，随之以来的是惶恐，因为之前很多人都因为各种事去找过居委。
“很离谱，就真的很离谱。”
为了避免聚集感染，海军决定拒绝参加小区里高频率的核酸检测，只在健康码变黄的时候才会去做核酸以换回绿码。
海军还在上大学，封控期间一直在家上网课。虽然家在上海，但海军在疫情后并不打算继续留在这儿，她的计划是到国外继续念书。但疫情远未结束，当我离开海军家的时候，附近有街道和小区又被陆陆续续地重新装上了围栏。
只是想吃上一顿饭的康
“你饿死了也不能出来。”
康说他自封控以来就变得非常嗜睡，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整个封控期间，除了睡觉，就是靠打游戏和刷手机度日。解封当天，他出门走在每天上下班都经过的路上，感觉周边一切非常陌生，“好像有点不认识这个地方了”，他说。
这种陌生感同样也出现在三月份的一天。当时外面一切依然运作如常，但康所在的小区出现了阳性病例，被封禁起来，居民不能下楼，所有快递外卖都得由志愿者帮忙传递。
康点了外卖，但外卖送达小区后两个小时也没有志愿者把外卖送到他家门口，他实在忍不住自己下楼去，但被其中一名志愿者看后大声呵斥。廉解释，因为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传递外卖，他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所以决定自己下楼取，志愿者回了一句让康顿时傻眼的话——
“你饿死了也不能出来。”
康一时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在他的印象中，上海从来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康在一家摄影棚上班，封控前原本对未来充满了规划，打算在公司再干一段时间后，整合手上有的资源，开一家自己的影棚，但封控的两个月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加上疫情反复，封控逐渐成为常态，现在的他觉得未来变数太大，完全看不清前路，
“过一天是一天吧。”
对隔离感到焦虑的Samuel
“现在什么都不想做，整个人已经麻了。”
6月1日的前一周，Samuel所在的小区查出一例阳性，阳性患者被转运至方舱的同时，楼栋里的其他住户均被转送到隔离酒店进行为期五天的隔离——尽管所有人的核酸结果都呈阴性。
在隔离酒店，每天一大早都会安排全员核酸检测。Samuel说，做完核酸后整个人变得非常焦虑，晚上甚至无法入眠，直到凌晨核酸结果出来。
五天不间断的焦虑让Samuel身心疲惫，也放大了他对酒店隔离的抵触。解封后，Samuel本打算回潮汕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但得知当地要对来自上海的旅客进行酒店集中隔离的时候，他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由于上海疫情依旧反复，他对出门变得相当谨慎，害怕出门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封在外面。身为一名化妆师，Samuel自封控以来已经快三个月没有工作，但他对此却很漠然，
“现在什么都不想做，整个人已经麻了。”
“要饭”的Roxanne
“为什么你要画这个东西？”“要饭啊。”
封控初期，Roxanne在小区里当志愿者帮居民义务理发。虽然以前从来没有理发经验，也笨手笨脚地给别人剪坏了头，但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个腼腆又热心的女孩。因此在四月下旬，当得知Roxanne被带走的时候，小区居民们无一不感到震惊。
起因是一张海报。当时由于全市快递和外卖停运，部分街道又长时间没有安排物资派送，导致不少居民家中的食物储备严重告急，于是各个小区开始有人制作海报，提议居民们在家敲锅，索要物资。当时Roxanne看到小区里部分人因为家中食物不足在微信群里求助，她觉得也有必要画一张海报发到小区群里，建议大家行动起来索要物资。不久，警察上门，把她带走。
Roxanne回忆，在做笔录时，在场有十几个警察困着她。
“为什么你要画这个东西？”
“要饭啊。”
“那你为什么要组织大家一起敲锅？”
“大家一起要饭啊。”
Roxanne说那之后他们一直在笑。
Roxanne在24小时后被释放，期间吃了两顿饭，三荤两素，有虾有炸鸡。她说，比在家吃得好多了。回到家后，她收到了很多邻居送来的礼物，有各种小零食，菜，还有传说封禁期间的最强硬通货——可口可乐。这些在封控前跟她几乎没有交集的邻居开始在群里称她为“英雄”。
解封后，Roxanne感觉身体更累了，
“感觉也没有做什么，但就是很累”，
原本打算换工作的计划也因为封禁只好暂时搁置。她发现解封后并没有特别开心，“连干杯都不想干，况且有些人还在封着呢。”
即将去欧洲念书的Echo
“大家心里的这种恐惧和不安是没有办法被弥补的。”
这是Echo来上海的第七个年头，她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很爱上海，觉得上海是国内最有活力，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经历了这两个月的封禁，目睹了各种不必要的惨剧发生之后，Echo对上海的印象整个幻灭掉了。
封禁期间，她总看到网上有人尝试自我安慰，“大家也都在封着，也没什么区别”、“生活总是会恢复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她说自己特别反感这种自欺欺人的说辞。她觉得大家心里对被封禁的恐惧和不安是没有办法被弥补的——
“如果是两天，你可能会忘掉。但你就是被别人不停地摁着打了两个月，你要怎么去忘掉这件事呢？”
Echo年底要去欧洲念书，这个选择在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只是经历了这两个月，她出国的意愿变得更加坚定了，“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反正这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年了，就当是陪大家在这儿见证历史，这种经历可能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有。”
刚振作起来重新创业的Kay
“它发生过，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对于“封闭在家”这个概念，Kay最初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她平日也喜欢宅在家，家对她来说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自由的、可以放空自我的地方。但当封控天数不断延续，并在当时丝毫不知道何时会解封的情况下，Kay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被动的封禁行为所带来的不自由。
这种自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自由，更多是精神上的。
上海在Kay的印象里是个强调包容，鼓励个人勇敢进行自我表达的城市，但在封控期间的种种不透明都在与其自身形象背道而驰。这种反差，让Kay感到尤其不安甚至焦虑。即使到了解封后，Kay说自己依旧没有从这种感受中脱离出来，
特别是当看到身边人的生活逐渐如常，她觉得就像经历了一场不存在的事件，它发生过，又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就是这种若有若无，让Kay变得更加不安。
2019年底Kay开始自己创业。结果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疫情爆发，首次创业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直到今年Kay才再重新振作起来，和几个朋友再度在自媒体领域里创业，三月份刚租好了办公室。就在大家准备开始展望未来的时候，上海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封控。
7月，堂食开放后，上海街头终于又有了久违的烟火气。只是生活仍在三天两检中循环，无时无刻提醒着身在上海的大家，疫情还远未结束。我们还不知道一切将会在何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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