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
“我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是要往前”
“1984年8月的最后一天,我搭乘西伯利亚铁路的一列火车在北京下站,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在这个距离芝加哥千万里之外的地方,我感觉我找到了家。”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布莱恩·林登(BrianLinden),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留学的外国人,此后又去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行、工作,最终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中国,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寻乡中国》是林登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录,也是一个观察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入口——从1984年来到中国,再到2004年返回中国定居至今,林登在书中详述了中国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展示着他个人对中国探索、认知、融入的过程以及其间的情感变化。
在成都历时三天的《寻乡中国》分享会上,身高超过1米9的林登迎面走来,很难想象他刚在去年迎来花甲,林登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尝试向中国人表示一种感谢,一种感恩。我曾经没有考虑过放弃,到现在也没有。我已经过60岁了,但我并不想休息。”
和中国相识近40年,林登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要成为一名文化交流的使者,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写道,“从许多方面来讲,这本书是一封情书,写给每天都在冲击和激励我的中国文化。”
1
初识
时间回到80年代初,在来中国之前,林登半工半读,从事过地毯清洁员、房屋油漆匠、加油站临时工等职业,一度快要接受拿到学士学位后只能继续从事清洁地毯工作的现实。
一张掩藏在校园办公室外公告板上留学中国的招生广告,悄然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递交申请几个月后,他收到了这份至今视为“最贵重的礼物”。
用当下时兴的话来讲,林登可谓最早的一批“旅游特种兵”,只是带着一个地名,便登上火车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
1980年代的林登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984年8月31日,林登抵达北京。在北京站下车时,他已经连续7天没有洗澡,加上一路上没怎么吃东西,他比上车时轻了4斤。
他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一位常驻北京的菲律宾中年外交官。在到北京的火车上,林登学到了三个中文代词——我、你、他。而他第一次成功使用中文,还要到当年国庆假期在泰山顶上询问“厕所在哪儿”时。
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BrianLinden正式成为林登。协助他起名的王老师告诉他,林登意为“在林海中攀登之人”。到学校的第一天,还没走到宿舍,他先在篮球场完成了一次扣篮,在场的一位男学生用英语喊道:“明天你就是我们队的了。”
到学校的第二天,他便在校园里受邀参加出演《他从大洋彼岸来》。一开始,林登还以为是某档真人秀节目在进行恶搞。拍摄电影期间,林登还不会说中文。因此,在念台词时,他采用重复喜欢的歌词来应对。比如,《加州旅馆》可以工作5分钟,而《波西米亚狂想曲》则可以工作7分钟。
作为一名“旅游特种兵”,林登的一些经历堪称传奇。
这从他1985年的日记便可一窥:室外零下20度以下的环境下,他曾撕下随身携带小说中的书页在火炉中取暖、在沙漠中遭遇沙尘暴,遇见“救命的海市蜃楼”才得以生还、坐在长城的古烽火台上,收听从家乡芝加哥寄来的棒球比赛录音……在书中,他也向祖师爷级别的“旅游特种兵”——徐霞客有所致敬。
“为了挑战自己。我勇敢地选择了最偏远的目的地和最艰难的路线。”他在书中写道,“我年轻时在美国的不安全感在中国的偏远地区被治愈了,我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和睿智的人。”
从另一方面来看,林登的经历也是一份对彼时中国的朴素记录。
当他才从北京站出来时,围观的人有一份天真无邪的好奇。在站前的路口,他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包围,“几位大爷摸了摸我的腿毛和下巴上的胡子。”这种因为好奇而带来的“聚光灯效应”,一直伴随着他到21世纪初才逐渐消失。
2
重返
1987年,林登从北京搬去了南京,在南京大学研究院留学期间,遇到了妻子瑾妮。瑾妮是华裔,与林登一见钟情,二人都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那也是他们最常聊起的话题。
在南京一年后,林登离开了中国,前往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四处游历,先后去到了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1995年,在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镇多尔县,林登和瑾妮被当地一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并最终决定在此处开办一座画廊,以展示包括中国文化遗产在内的亚洲艺术与文化,“如果我们能够有效传递中国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的画廊将会获得成功。”
但事与愿违,即便有相对丰富的藏品和活动,“当地的公众还是没有来,我感觉可能有一点失望。”林登特意强调,从生意上来讲,画廊的客户分布于全美,运营上并非失败,失败的是他“灵魂中的一种初心”,即最初的教育目标。
林登坦言,“我们自己国家的骄傲和自满情绪让我们感到困扰。”这种困扰有时以偏见的面目出现,有时则直接指向林登本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更有效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在此背景下,林登一家回到中国,“寻找第二次新的开始。”
林登说,当决定回到中国开展项目时,他感到这个项目“必须要靠自己,不要投资商”。原因无他,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太“个人化(personal)”。
2005年,林登一家来到大理,并与一座位于大理北部的喜洲的古建——杨品相宅结缘。林登写道,这座古建让他“阵阵发冷,浑身起鸡皮疙瘩”,他在其中流连许久,以至于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当天晚上,一个文化交流中心的雏形便浮现在林登脑海中。
喜林苑第一个项目:喜洲杨品相宅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过前期必要的手续以及近两年的修缮后,喜林苑终于在2008年5月1日迎来开业庆典。个中艰辛很难用一言两语而概之:就在开业庆典前三天,喜林苑仍处于停电缺水的状态。而第一批入住的客人更是早在抵达喜林苑之前、落地机场不到1小时便遭遇问题……
然而,正式投入运营之后的喜林苑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值得书写的。
比如,自2010年以来,这里接到了数百个田野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学生。此外,在一次电影夏令营中,两位本地高中白族女生制作的纪录片被提交给了“纽约青年电影节”,两位女孩还因此在半年后去到了活动现场并举办了展映和交流活动。
很难说清,林登是凭借什么让一切办妥。或许是一些幸运,或许是一些自信,也或许是如猪八戒一样的乐观主义精神——顺带一提,林登是猪八戒的忠实粉丝。事实上,一直到2021年以后,作为文化交流中心的喜林苑才有了“分所”,一家在云南沙溪,另一家则在苏州容春堂。
“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当被问及如何兼顾三家“分所”的运营时,林登指向我们。他的意思是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人才并逐渐壮大其团队,“我希望可以培训一个非常好的团队,然后他们也可以一直发展。”
3
定居
“我一定要说,非常感谢我的读者,”谈到读者对于《寻乡中国》的反馈时,林登表示,“我需要这样的鼓励,有的时候我的情绪会受到影响。但是,当听到中国的读者说非常感谢我在传播中国的故事时,我感觉我的方向还是对的。”
在写到自己与中国几十年来的交往中,林登坦承自己得出的结论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误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动的表现,也促使我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认识。”事实上,“这些误解并没有使我远离中国,反而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究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间交流的魅力正蕴含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无需多言,无需多做,一来一回的交流自然会在互动中体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从定居喜洲以来,林登一家四口都生活在这里,自己也成为了当地村民口中的“喜洲村长”。
2017年,林登的母亲跨越重洋来到大理,“母亲在喜洲和我们度过了三个星期,她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的生活现在已和中国密不可分。”
而刚过花甲之年的他,认为自己还可以在民间交流上出不少力。“我还没到一个非常愿意回忆过去,然后得到某种荣誉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一直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是要往前。”
换句话说,通过写作与分享,林登更像是一位行者在收拾行囊,并为下一次的再出发做好准备。
喜林苑社区活动与在地旅行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此轮分享会的唯一一天空闲日,林登特意选在没有去过的宜宾停留,“在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城市停留一晚,自由地散步和探索。”他在朋友圈中写道。而在宜宾,他也在实践着自己的民间交流,并在当晚乘车回去的路上,“和出租车师傅成了新朋友。”
近40年过去,林登深刻感受到身处中国,周围人思维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仅是对未来很包容,对世界很包容,对于我们5000年的历史也越来越包容。”他告诉我们,在自己还想做的很多事情中,无论如何呈现,其中“必须有文化交流”,诚如他在书中后记所言,“我们的跨文化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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