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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改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内展开，这在相当程度上预示这项改革的悲剧性结局。
王安石改革：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泥潭中摔得头破血流
文/郑渝川
来源/学术星球
王安石改革，是中国古代最著名也最具有悲剧性色彩的改革。宋神宗赵顼登基之初，相较于宋朝其他君王来说，对于这个王朝统治的脆弱性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集团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就是解除地方军政集团的威胁，彻底消除唐朝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制度性弊病，为此进行的制度设计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又不可避免导致冗员增多，且朝廷主要军队部署在京城周边，战力疲弱。宋太祖以后的两宋，宋朝军队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攻防作战中，尽管有火器作为武力加持，却仍然总体处于下风。
宋朝的头两任君主，总体上称得上是强力君主，权谋手腕足以驾驭士大夫阶层。但宋真宗开始，这一对比发生了逆转。宋朝建立起的政府，是知识分子最为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官政府，不仅实现了文官相较于武将集团的优越地位，以文官统御军队、出掌边镇，而且文官集团分化出了专门的监督官员，风言奏事。这种情况下，宋朝曾长时间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相，即便是强势官员，也不得不小心行事，否则很容易被有组织的谣言弄得灰头土脸。
宋朝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观念，其实概括起来就是尽可能“不为”，以儒家为名，行道家之实。比如宋神宗登基之初，司马光就反对陕西边将防御反击西夏、占领要塞绥州，认为轻开战端，甚为不详。最终，宋朝政府向西夏归还绥州，将主持反击战的边将连降四级。
司马光等传统士大夫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最主要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宣扬的改革之弊，而是改革一旦成功，宋朝政府将很大程度上重新变成汉唐时期的强势政府，将更加重视军政，君主和强势官员大概率会经常主持对外征战。
但对于宋朝建立之后存在的冗员及其财政负担，以及向辽、西夏花钱买和平的巨额花费，这些钱实际上也都是百姓缴纳的税赋。如果爱民，就应该想办法减少上述两方面支出，但传统士大夫认为上述支出方向相当于先王确立的先例，不可动摇，只是阻挠新花钱的项目。司马光在驳斥王安石改革思想时曾表示，天下之财有定数——既然如此，定数中的很大部分拿去花钱买和平，就没多少钱留给老百姓了，谈何爱民呢？
司马光曾建议宋神宗全面核查各项支出，量入为出，但当皇帝提议让司马光自己来主持革除奢靡浪费的方面，开展相关改革后，却遭到司马光的拒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北宋重臣对于皇帝谋求革新、力图扩张君权的警惕，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可言，因为之后的宋徽宗，恰恰就因为热衷文治武功，一定程度上强兵黩武，从而加快了北宋灭亡的步伐。
王安石改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内展开，这在相当程度上预示这项改革的悲剧性结局。
因为在宋朝的政治体系中，哪怕是意识到制度之弊的士大夫，即便一定程度上赞同变法，也很难真正有勇气站出来赞同变法，更别说投身变法。加入变法行列的人，就不可避免由三部分人组成：
第一种就是跟王安石一样，并没有私利、私欲预设考量的改革派；
第二种就是随波逐流，希望通过押注变法来获取权位，或是牟取私利、满足私欲的投机主义者；
第三种就是表面上赞同变法，但在执行中故意阻挠，加快变法政策破产的保守派。在任何情况下，第一种人肯定都是极少数。
新出版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一书，运用社会学“非预期结果”这一现代社会学理论，围绕“为什么好政策变成了办坏事”这一核心问题，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深入的再解读。书中充分运用史料，阐述了王安石变法涉及到的背景、理念、经过、结果，分析了变法涉及到的人的问题、制度问题、政策环境问题、基层执行问题，全方位还原了这一悲剧性历史事件的全貌。
书中在介绍王安石个人仕途成长中国谈到，王安石在求学过程以及担任基层官僚中，喜欢进行调查和访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日后变法中，他的对手大多没有过这种经历，对于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及王安石本人。
如书作者所说，宋朝任用官员，依据的是规章惯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根据官员才能特征来选配更为合适的职位。这种情况下所涌现出的所谓“能吏”，可以说就是小概率成果。
但王安石基于古代典籍，所进行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了解，虽然称得上十分深刻，但是变法过程中，导致变法变质的最核心问题恰恰还是出在基层执行环节。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这项政策的本意是针对农村高利贷严重，导致土地兼并严重，所以通过设立官办的类似于农商银行，达成惠民的效果。但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似乎已经忘记了基层执行环节对于朝廷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巨大扭曲，反而还在加快督促。
而且，人性懒散之弊，也经由青苗法而被放大——苏轼就曾亲眼看到，地方官员在散发青苗钱（贷款）的时候，现场还设立唱戏舞台，吹拉弹唱、卖酒、引人赌博，一些农民领钱以后就被诱引花钱喝酒听曲赌博，花完了青苗钱，空手回家。也就是说，青苗法的推行反而导致土地兼并上了一个新台阶。
王安石本人行事偏激，个性急躁，动辄以辞职来要挟皇帝，而对于反对变法的同僚的观点，更是不加分辨，一概贬低为“邪说”，动不动就要鼓捣皇帝对之进行严厉打击。这种急切的做法等于破坏了宋朝朝廷的权力运作惯例，而变法派原本人数、声势就不足，只能因为获得皇帝的支持而一时占优。偏偏宋神宗不仅有容易软弱动摇的个性，而且其帝王心术还使其重用王安石时优待守旧派官僚以期制衡。
《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书中也归纳了古今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观点的大家对于王安石及其主持的变法的评价。不少人同情王安石变法，认为其推行的改革举措均为良法，奈何用人不当、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持这种观点的人多处于王朝衰落、更替之际。也有很多人强烈反感王安石这样一个改革家，明朝的杨胜更是将之称为“古今第一小人”。
到了近代以后，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社会主义思想家，偏重于同情、赞同王安石变法。而近年来，经济学家涉及历史评价中，则将王安石变法等同于政府干预，指出其变法失败就是错误地建构了“大政府”模型，导致政府失灵。
有意思的是，美国政治家华莱士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担任农业部长，因为阅读了有关介绍书籍，所以就将王安石的青苗法转化为新政政策，在美国设立商品信贷公司，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
这项举措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危机进一步向农业生产领域扩散，也使得美国农业生产经营者得以有信心引入现代生产技术，让美国的现代农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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