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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市没有“政策市”，周小川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汇市的保姆。中国中小企业目前之所以在汇率避险中处于劣势，是因为他们常常寄望于依赖“政策市”。★《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唐韵 ★实习记者杨雪梅/北京报道
“大企业像张飞，汇率调整幅度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承受；中小企业和个人则像林黛玉，不大的调整幅度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江苏吴江市盛泽镇一家丝织品出口企业的马老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疾呼：“各界要准确理解汇率改革的精神，（汇率）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条件而变化”，可是马老板似乎认准了一样：汇率变不变最终都是国家说了算。
危险的不是汇率的变化，而是对汇率变化的无知。
避险弱势群体奢望“政策市”
马老板不知道周小川是谁，但他知道，人民币升值拿走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利润。
“人民币升值，已经是圈子里的话题，我们出口的钱本来就不好赚了。今年1月1日起，国家开始对一些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再加上由于外国抵制我们的纺制品，本地不少老板已经赋闲在家了，我们这里很多是香港台湾投资的合资企业，有的也在变卖机器了。” 马老板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2%的升值幅度，已经将这位老板所在的丝绸行业的承受力逼向极限。
“人民币再升值，我只能让那些‘小苏北’（指工人）回家种地了。”马老板虽然沮丧，但言谈之间还有一种乐观，“国家不会不考虑的，因为这牵涉到一个纺织品与丝织品出口大镇几千企业的生存问题”。
针对这一表述，一位理财分析师谈到：股市有种“政策心理”，中小股民普遍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垮掉。“这种思维习惯，被中小企业带进了‘汇市’，把汇率变化也当作‘政策市’。”
一位经济学家，将人民币升值称作中国的“富贵病”，将马老板这样的人，称为“汇率避险弱势群体”。
不难解释，为什么周小川有时更像一个金融保姆：“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维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每个人都应该运用自己的灵活调整的能力应对变革。”在不久前召开的“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周小川如是说。
7月21日，央行突然宣布，人民币升值2%和改革汇率政策。“突然”这个词其实很牵强，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在国际国内存在已久，大型企业和银行都已未雨绸缪。
几乎所有从事外贸工作的中国人知道，新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影响很大。
人民币汇率新政，不仅对于马老板和他的“小苏北”们影响大，恐怕大多数中国OEM企业，也会收紧裤带。汇率变化了，成品制造业会将大部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OEM企业。基本上，公司的业务越处于下游，所受的打击就越大。
但马老板对这一政策的变化，似乎疼在心里，却不知如何应对。
避险遭遇“知识”门槛
“人民币若升值5%，就将把我们的毛利率砍去1%。”台湾仁宝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仁宝）CEO陈瑞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仁宝目前的毛利率在5%上下。
但就《中国经济周刊》了解，以仁宝等为代表的港台大型加工生产企业，都曾积极地选择外汇避险工具。
“对华硕、仁宝这些企业，因为早有汇率变化的预期，他们都拥有在港台地区有从事远期外汇交易的记录，能为规避外币资产及负债之汇率风险，在汇率变动缓慢的条件下，汇率变动产生之损益大致会与被避险项目之损益相抵消。”一位金融专家表示。
一般而言，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有两大类方法：一是不借助金融衍生工具的自然避险方法；二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避险。
自然避险无需太丰富的金融知识和操作技巧，马老板等大多数中小型出口商，选择了削减成本，或者增加进口材料抵消以外币计价的收入损失，或者改变原料购买方式，以美元而不是人民币结算。
这样，企业自然避险的成功，主要是基于对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的可靠预期，似乎可以安然度过一夏，但是以后呢？
今后人民币汇率变化出现两个可能方向后，马老板自然避险法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对于外向型企业来说，如何缩短新汇率制度的适应过程，尽快确立汇率对冲、多种货币组合、外汇资产调整与搭配等新的理念，更好地规避汇率变动风险，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如何接受考验？
中国建设银行资金交易部总经理陈铁军给出的答案是：“银行”。
“企业不管是在原材料的进出口，还是产品的进出口，都应该考虑到付汇和收汇在即期和远期所面临的汇率风险，包括合同的币种和期限等；更重要的是，主动地选择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工具规避风险。”陈铁军说。
但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显然不这么乐观，“遇到汇率问题，一般中小企业首先考虑的是减少自己的成本。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竞争力。但很少考虑金融避险工具。”汤敏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原因在于市场上缺少创新的、更灵活的、低成本的避险产品。央行有责任研发提供灵活、低成本、简易可行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
汤敏甚至提议，像马老板这样的出口主导型中小企业家“可以要求工商联代表去和央行探讨这一避险问题。”
芝加哥市场交易所资深顾问，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金融系主任尚保罗（音）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金融避险工具是公平的，它为全世界每一个公司提供了控制风险方法。而从使用避险工具的角度看，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那是一场小米步枪和飞机大炮的大战。”尚保罗这样比喻。
人才缺乏是软肋
人民币汇率变动，利益重新分配，部分企业因而得到了实惠。
“升值对我们是好事，降低了我们在国外购买设备的成本，这些成本动辄千万美元。”8月8日，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刘孝红博士和那位马老板的心情截然不同。
“汇率改革是双刃剑，如果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就会贬值。因此我们会和银行合作，选择一些避险工具。”
刘孝红停顿了一下……“但是，中国仍然缺乏避险的工具，据我了解，似乎只有中国银行等少数几家银行能够，也有能力帮我们锁定外汇成本。只有他们有权力在国外市场开展相关业务。”刘孝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而此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央行接连向外界公布了多项外汇市场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否可以消除刘孝红的烦恼呢？
8月9日，央行宣布扩大外汇指定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
8月10日，央行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扩大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增加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模式，进一步丰富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品种。
8月12日，中国银监会颁布实施《货币经纪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推动货币经纪公司的设立。规定货币经纪公司只能向金融机构提供有关外汇、货币市场产品、衍生产品等交易的经纪服务。
……
“还少，还少。”面对一系列的政策推动，汤敏仍然摇头，“目前银行虽然有了这样汇率避险产品，但还少，还不太适合中小企业。”
“对于企业来说，汇率风险是针对远期收汇而言的，在国内因为没有外汇期货，只有做远期结售汇，然而国内银行的远期结售汇还是实盘交易的性质，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企业手里要有等值外币才能做。这种方式对于未来的外币现金流动的避险作用有限。”中兴公司证券财务部张双庆也这样认为。
张双庆为此举了一个例子：如果马老板预计10月份有一笔美元收入，但是只是预计，手里没有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没法直接操作远期售汇来避免到时的汇率变动。而在国外，最直接的工具就是远期外汇期货和期权。“企业可以在外汇期货市场卖出10月美元（跟预计收入的美元一致），只需用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即可。而期权则是以交纳一定的期权费，获得在10月以约定价格卖出美元的‘权力’，但到时则可以选择卖出，也可以选择不执行期权。”
与此同时，一个尖锐的问题马上摆出台面：国内银行汇率衍生品的运营能力是否到家了呢？
“中国金融机构仍然无法满客户的需求，这些客户既包括跨国公司，也包括中小企业。比如避险的工具，汇率延伸性产品的研发，包括期货，远期，选择权，互换和约等。客户需要这些业务时只能少数银行和外商银行能满足。这是我们金融机构缺乏人才的一个直接反应。”尚保罗说。
在尚保罗看来，“中国的金融企业大部分从事的是低利润、高成本业务。这种状况的改变不是短期的，利润率低，人才享受不了好的待遇，就又会流向外资银行，如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央行对外汇交易主体、汇率衍生产品研发的新政，不能替代高效率国内金融体系的关键角色。而中国正忙着对几家大型国有银行进行重组、资本结构调整以及部分私有化，尚保罗认为管理得当的银行乃至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能更好地应对灵活汇率带来的货币风险，形成金融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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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衍生工具可要快快地发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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